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之比较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统治者吸收了以往历代统治经验,十分重视教育在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的作用,将教育视为治边重要方略。适应于边疆与内地联系愈加紧密的历史趋势,清朝在云南边疆举办教育的力度超过明代,各类学校的设置范围更广,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大量开办义学,成为清朝云南边疆民族教育的显著特点。明清云南教育的发展,在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推动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促进边疆社会内地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了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和课税标准差异明显。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茶叶边销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茶叶边销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此外，茶叶边销还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换，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它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清代边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边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清代西南边疆的国家儒学教化体系考述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最为深入的一个朝代。清政府用"华夷一家""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替代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夷治夷",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推行崇儒重道和教化为本的基本国策和治理原则,大力施行国家教化,培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在深层性及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精神统一体,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稳固与统一。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去考察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儒学教化体系,论述该教化体系如何形塑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可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镜鉴。     

西南区域史视域下的明代黔江移民屯田研究

[提要]有明一代,大兴卫所屯田,其中尤以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屯田意义巨大。然而,从西南区域史的视域出发,一向为学界鲜有留意的明洪武四年的黔江屯田实则为明代整个西南地区屯田的开端。黔江移民屯田使得黔江的大片土地得到开发,明朝在黔江及其周边的统治更加稳固,黔江的人口结构、民族格局和社会面貌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黔江的政治地位相较以往也得到重大提升。从国家治理角度讲,黔江移民屯田昭示明代边疆民族地区汉族移民屯田是明廷实现边疆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党的边疆基层工作的战斗堡垒。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边疆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切实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夯实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化认同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文化认同是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它关系到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特点,而与民族文化认同相联系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裂痕又具有修复与整合的功能,文化认同的深层次结构有助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因此,国力的增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性政策都会影响到文化认同。故应重视区域平衡和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尊重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先进文化的建设,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国家日益发展、国力不断强盛的基础上日益增强。     

元顺帝时期的防灾救灾研究

元顺帝统治时期,元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黄昏阶段：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起义不断。面对这样的局面,元顺帝还是实施了一些比较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主要表现在灾荒救济、医疗救助、徭役减轻、慈善收养制度等方面。但由于政府腐败导致防灾救灾措施实施不力,反而激发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速了元朝的覆灭。同时这些防灾救灾的措施对明初相关政策的出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清代北京、通州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

清代北京、通州仓又简称京通仓,是存贮全国数百万石漕粮的仓储群,对京城皇室日需、官员俸禄、驻军供给、灾荒赈济、粮价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京通仓花户作为保障仓储运转且地位较低的下层群体,在清代中后期逐渐成为威胁京通仓仓粮足额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但掺假使诈、盗窃仓粮、私卖米票、科索旗兵、影射把持,而且与仓监督、胥吏、地棍相勾结,逐渐将国家粮仓变成堕落腐败的渊薮。     

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

荒政是清政府对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报灾是进行救灾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赈济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清代中央在鄂尔多斯地区制定了完备的赈济政策,从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上分析,可以找到实施赈济的原因。《理藩院则例》将蒙古地区的赈济政策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说明和完善,这成为蒙旗受灾区接受赈济的依据和保障。该区的赈济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受灾旗牧民自救为主体。康乾时期,赈济政策的积极影响占主导;嘉道以后,其弊端日益突出,政策背后的隐患逐渐浮出了水面。     

试评晚清义赈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晚清救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的热情。     

宋代的备荒仓储制度及其弊端探析

仓储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备荒措施,宋政府十分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多次颁令整顿各地仓储。宋代的备荒仓储体现了历代仓储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灾荒赈济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弊端也很严重。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

晚清义赈的兴起源于从1876年开始持续四年之久的“丁戊奇荒”,在这次灾荒救助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灾荒救助组织体系和比较科学的灾荒救助运作模式,对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向近代化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慈善机构出现了新的转机,进而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表现在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的酝酿萌生和具有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的初步扩展。但维新时期的慈善公益事业犹如昙花一现,没能获得持续的发展,直到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兴起后,曾受顿挫的慈善事业才得以复苏,从而为旧式善堂、善会向近代新型慈善团体的转换提供了重要契机。     

自然灾害、人口压力与清代农民起义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检验清代农民起义的诱因。首先介绍清代气候、人口与民族、农业技术的历史背景。然后建立人口、产量、饥荒与起义的理论模型,讨论发生自然灾害和赈灾情况下的动态均衡,并进行案例分析。最后通过计量分析,分析了自然灾害、人口数量和增殖率、饥荒、赈灾在农民起义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因素是饥荒。对饥荒的赈灾能显著地降低农民起义的发生概率;自然灾害的系数不显著,其滞后项系数显著但不稳健;人口数量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显著为正,但人口增殖率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显著为负;米价指数对农民战争的作用不显著。     

明清时期平民的救荒意识

平民的救荒意识是指平民在救荒过程中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平民的生存与环境、人口冲突之上,包括对官民关系、绅民关系、儒家思想、宗(家)族关系、风俗信仰的认识.明清时期平民的救荒意识和其生存状态、生产能力、生活水平紧密相连.明清时期平民占据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的救荒意识是当时最普遍的救荒意识,其救荒意识不仅维持在饥荒的特定历史时刻,而且在未荒中也保留了这种忧患意识.这种救荒意识为研究明清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