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的立法特色及启示

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刑事特别立法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犯罪与惩治法》极富特色。其所规定的环境犯罪、环境犯罪抗辩事由、环境刑事诉讼程序、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影响量刑的事项、刑法控制污染的其他配套措施等内容针对性较强,值得我国借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应加大刑事治污力度,借鉴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环境犯罪惩治法》。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显著的人民情怀特质,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为人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渴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人民智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增强人民的理论自信,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有利于满足人民高水平环保要求,有利于促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多边合作。     

“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罪因分析及防治对策 ———以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５ 例典型案件为样本

随着新冠病毒的肆虐和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涌现,刑法中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被激活.从犯罪学视角对2020年的55例典型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背后存在着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原因.应当从社会治理、心理预防、治安预防和法律规制四个层面入手,构建"四位一体"的预防和治理体系,降低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发案率,为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自然犯化研究

某公益性公墓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中罪与非罪的实践之争,揭示了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法定犯化带来的诸多弊端,进而影响到刑法谦抑、依法行政等重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生态环境资源刑法对生态环境资源法益的保护决定了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的社会危害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破坏,而不应局限在生态环境管理秩序本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伴随生态环境资源伦理的演变,对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提出了自然犯化的立法需求和保持谦抑性的司法考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自然犯化,能够充分体现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政策“保护的绝对从严与惩罚的相对从严”总要求,也能为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提供准确指引,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环境资源治理现代化的应有内涵,亦成为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国矿难防控刑法机制研究

矿难防控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刑法措施作为防控矿难的最后手段和措施,在矿难防控体系中应当充分发挥其强大的规范功能和保护功能。我国现行矿难防控刑法机制在刑法结构、功能、适用中存在诸多不足。为了形成良性的矿难防控刑法机制,必须通过增设新罪、实现刑法与行政法的良好衔接,增设过失危险犯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丰富刑罚种类等方式完善矿难相关犯罪的立法,通过理顺刑法运作过程、改进刑事司法来实现。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包括刑法与环境法在内的现代法治手段具有内在需求.分析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有:(1)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价值分离的状态;(2)生态法益没有成为环境犯罪判定的核心指标;(3)环境执法的难点问题并没有转化为环境司法的重点.提升现阶段中国刑法与环境法协调性的主要进路有:(1)实现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的紧密结合;(2)逐步实现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促进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3)加强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生态法益的识别与度量.     

著作权犯罪的防控模式研究——以著作权犯罪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我国对著作权犯罪采取的是单维度防控模式.即只惩治侵权复制品的制售行为,不惩治购买.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模式,导致了人们时打击著作权犯罪态度与购买侵权复制品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制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的打击困难.建立一种对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行为的刑事、行政和民事的立法防控模式,是我国打击著作权犯罪的必然选择.一个立体的著作权犯罪防控模式,一方面应该同时惩治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用等各个环节的不法行为,使得侵权复制品市场的各个环节都处于刑法的规制之下;另一方面应当配合刑法对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用等各个环节的行为规定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只有这样,不同的法律之间才能够相互配合,共同发挥防控著作权犯罪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之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力和监督者;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和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必须推动生态民主与生态法治建设,必须运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方法及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才能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我国网络犯罪治理的回溯与反思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网络犯罪治理的演进有三个主题环节,即网络犯罪现象之正视、网络犯罪范围之界定和网络犯罪治理之践行,三者之间共识共存,休戚相关。其中,对网络现象的认识围绕网络社会的特征及其社会危害性探寻、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选择进行展开,对网络犯罪范围的界定主要基于如何正确理解刑事扩张与刑法谦抑性两种对应的立场进行,而关于网络犯罪量化标准与网络帮助行为的规制则与当前司法实践的联系最直接。在网络犯罪治理进程中,完成了对网络犯罪探索必要性的证明,凸显了网络犯罪圈划定上的立场和分歧,开始对网络犯罪的惩治预防进行了有益探索。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府际合作基础及其限度——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是一次重大考验,在我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之际,有必要总结此次疫情防控的府际合作经验,从而提升我国的应急管理能力。将府际合作划分为四种形式,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五个现实案例,探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府际合作基础及其限度,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提升府际合作效能。     

生态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理论的新发展

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刑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强有力的保障手段之一,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转向。理论上看,环境刑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方向正日趋成熟,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反思。环境刑法和环境犯罪理论探讨中,严格责任理论、因果关系证明理论、生态环境法益理论、环境伦理道德观等全新的视野正在刑法学研究中展开。     

侵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认定困境与规范路径

不法原因给付所致的民事保护限缩效果具有不法给付行为和主体的规范侧重,投射于刑事可罚性层面,对不法原因仅在受领人单方及受领人不法程度更重时,不能对侵占行为予以绝对限缩甚至湮没。前置民事规范对越轨行为与不法状态的矫正主要通过干预理性经济人间的财产关系予以实现,而后置刑事规范,其所聚焦的主要关系不再为私人主体间利益冲突与平衡,而系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与越轨行为人之间的公私二元对立,转向对挑战法秩序的越轨行为予以更强制化规制与预防的新维度。民刑规范在以宪法为基石的法秩序体系中虽然具有适用顺序位阶、规制目的侧重等层面的不同导向,但其适用均以消灭并矫正与法秩序相冲突的不法行为及状态、维护巩固法秩序的稳定为共同指涉与依归。民事前置法对不法给付人与不法给付行为单方侧重性规制与预防,不能实质性矫正不法受领后逾越法秩序的不法状态,其规范目的的侧重所显现的局限性需通过后置刑事规范予以补足。     

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经济现代化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导航仪、红绿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助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为世界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论生态主义视域下刑事法的发展

刑事手段介入生态环境领域非常必要,在生态主义视域下对刑事法的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了生态刑事法与环境刑法的差异,并界定了生态刑事法律关系与生态刑事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了生态刑事法学的三大理论难点问题,即因果关系问题、归责原则问题、犯罪形态问题。     

论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及其新时代意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通过对自然界优先地位的肯定、对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重视、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揭示以及对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路径的探析,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们理解和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生态犯罪立法论要

生态安全是一切安全的“底座安全”,破坏生态安全的行为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纳入刑法规范———设立生态犯罪。生态犯罪立法具有客观的缘由、充分的依据和切实可行的内容。生态犯罪立法是刑法适应生态文明的创新。     

恢复性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分析

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是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重要环节,因而污染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与生态法益保护的复杂性,导致刑罚适用与量刑标准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通过回望中国新时代环境治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选取中国《环境保护法》修订后,及《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全国2014—2022年1 832份污染环境罪案件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严重程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过往环境行政处罚对量刑的影响逐渐减小,而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对量刑的影响逐渐增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共同犯罪的主犯罚金数额较大,刑期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与此相反。过往环境行政处罚可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措施与缓刑的适用率。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污染环境罪案件中的量刑应当规范化,实现“司法正义”与“生态正义”统合的良法善治,揭示生态损害赔偿的重要作用,完善污染环境案件中的量刑机制。     

网络“虚拟财产”的现实定位与刑法规制

刑法上如何实现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制,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司法实践在涉及虚拟财产犯罪行为的性质认定上也有不同.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交互视角下,虚拟财产应当是指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虚拟世界中,可以和现实社会中的财产进行类比的网络物品.法律关注虚拟财产的实质在于探讨这些网络物品在现实社会中是否具有值得保护的财产属性.虚拟财产体现网络用户和服务商之间相关协议下的债权债务关系,本质上属于债权型财产,在刑法上可以归入财产性利益的范畴.在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上,应当协调财产犯罪和计算机犯罪之间的竞合关系.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基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调查,分析了生活垃圾对自然资源、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困境主要在于村民环保意识偏低,现行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村卫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垃圾围村"的严峻现实,指出:为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制度优势,进而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发挥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作用、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法律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