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事件”之浅见

太和五年九月唐文宗诏令不纳维州降将,悉怛谋投降一事便告了结。可是,一年后王践言入朝知枢密,旧事重提,“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与德裕有隙,害其功。’”从此,维州事件被涂抹上党争色彩,后之论者竟也沿袭李党之徒的观点以至今日。这样,就使我们在认识维州事件上难免要出现一些误解。为此,本文拟就维州事件原与党争无涉提出一些浅见,以求正于唐史专家。     

《新唐书·吐蕃传》“南诏兵生擒论莽热”事件勘误——兼论8世纪唐诏关系的变迁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维州之战，吐蕃军统帅论莽热有被唐军生擒和被南诏兵生擒的不同说法。通过对各类史料的分析对比，并参考维州之战中唐军与南诏军的部署路线，可以得知南诏当时并未进军至维州，《新唐书·吐蕃传》中“韦皋率南诏兵薄险设伏”这条记载的可信度较低，南诏兵当为西川兵的衍文，论莽热实为韦皋所部的唐军所俘。然而韦皋攻打维州的同时，作为盟友的南诏军也予以配合，在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等地参与对吐蕃的作战，《新唐书·吐蕃传》修撰者因混淆了两条不同战线的情况而误载该史实。     

衣锦昼行

锦是14种丝织物中的翘楚。孔子编撰的《尚书·禹负》中有一句话——扬州厥篚织贝。汉代学者郑玄对此解释，贝是一种锦的名称，用预先染好的丝，按贝的色彩花纹织成。锦由金和帛组合而成，《释名·采帛》：“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惟尊者得服。”在唐代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中，尚可明显看到，十余人中只有一人衣锦，那就是吐蕃使者禄东赞。     

长庆元年复试案的党争背景考论

长庆元年(821)复试案是唐史学界引证和争论频度相当高的事件,全面考证有关史实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此案是唐后期弑君立君宦官势力集团通过培植朝臣朋党势力维护既得权益与尊君削藩势力斗争在权贵操纵科举中的外在表现.李德裕并非此案中的关键作用人物,但是他一向维护君国利益,因而成为朋党势力斗争的牺牲品.许多学者认为长庆元年(821)复试案是唐后期延续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之起源,而且将其归因于李德裕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的个人恩怨,这是值得商榷的.     

论松赞干布的军事改革

关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所进行的那场为推动藏族历史发展，革除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的改革事件，其中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外交部分，不少研究文章已作过详尽透彻的论述。然而这些研究似乎漏掉了一个环节，即对松赞干布军事制度改革方面的探讨。身兼政治首领和军事首领的松赞干布是依据武力来完成统一大业的。建功立业之后，他不能不考虑如何用武力来维持这种统一。旧有的部落兵制已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政治需要，于是松赞干布采取了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措施，仿照唐朝的府兵制，革除旧的部落兵制，在吐蕃地区建立起新的军事制度。本文重在对于这一军事改革及其历史意义的探讨。     

唐边疆治理与用人方略——甘元柬墓志所见六胡州与唐蕃和亲问题考释

甘元柬与裴行俭、武三思及唐中宗有着密切关系，这对他的仕途产生了重大影响。《甘元柬墓志》提供的信息揭示了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与六胡州设立之间的因果关系。选任甘元柬等唐人出任六胡州刺史，表明六胡州建置初衷在于强化对突厥降户的控制，以扭转正在恶化的边疆局势，这与《新唐书》所述羁縻府州刺史由本部落首领充任有别。六胡州的建置既体现了维持部落组织之“羁縻”特性，也蕴含了羁縻府州向正州演化的因素，但这一过程并非线性发展。唐朝政府力图强化对内附民族的控御，六胡州的羁縻属性正在消减，但还不能视为完全意义上的正州。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所载703年出使吐蕃的唐廷使者甘卿(kam keng)正是甘元柬，其身份是唐派往吐蕃的和亲使。甘元柬的事迹表明吐蕃的南向战略为武周所遏制，最终于长安三年以甘元柬出使吐蕃为标志，促成了唐蕃关系的缓和，在历经全面对抗之后形成的均势局面下，双方最终实现和亲。     

雉河集会盟与捻军军队建设

雉河集会盟（会议）是捻军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切入战争艺术的新视角对会盟的中心议题──军队建设问题，进行透析，揭示其经验和教训。认为，雉河集会盟在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存在较多的失误，法制建设不健全，形式上的权威与服从的关系，没有建立兵员的招募、训练、补充体制等，特别是没有建立作为军队生存之所系的后勤保障制度，使捻军不可能完全冲破“聚众谋食”的圈子而转化为职业军队，对日后的捻军战争产生不可低估的恶效应。     

浅论张勋复辟成功的条件

张勋复辟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是在民国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黎、段两人府院之争达到白热化、双方都想利用张勋为己方之援、南北军阀都想借此牟利的前提下所实现的一次复辟活动。张勋复辟是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使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时代。     

眼前与未来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人应当能够预先筹划他自己的生活，不论是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力之一。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种种事件的繁重压力，正迫使我们放弃“对翌日的担忧”。然而归根到底，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之接受这种状况，是自愿的和出于信仰的（这正是登山宝训所要说的意思）呢，还是迫于不得已。     

伟大的孤独感──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大凡读过这首诗的人无不为诗中所表现出的荒凉和悲怆所震撼。陈子昂是一个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他敢于直言，对武后朝的不少弊政常提出批评意见，不为武后采纳，反而因言及祸，曾受“过党”案株连下狱。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任军谋，这对子昂来说是一次政治命运的转机。武攸宜出身显贵，不晓军事，子昂献奇计，未被采纳，反而被降为军曹。诗人在屡遭挫折后登上前…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李德裕贬振州说质疑

唐代名相、诗人李德裕在党争中失利，于大中三年（公元８４９年）被贬逐到海南岛，但其具体贬所究在岛上何处，自明代以来，便说法不—，或谓崖州，东谓振州。１９６２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肯定了振州说．笔者认为，振州说是缺乏根据的．     

刘洎之死原因新析——兼论唐太宗对李治继位的准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受到褚遂良的诬陷,宰相刘洎被杀害。刘洎被杀从表面来看是他的言论不当所致,而实际上是多种因素交汇促成的结果。刘洎性格直率,锋芒毕露,而晚年的唐太宗却对大臣猜忌日益严重,当性格羸弱的李治成为皇太子之后,唐太宗对强势大臣的举动就十分担心。褚遂良奏上一番诬谮之辞后,唐太宗就顺水推舟将刘洎赐死。显然,担心幼主难驾驭刘洎,是唐太宗杀死刘洎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论唐太宗与盛唐气象

唐太宗作为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局面;在文学上,他又以特有的个人风度,从治国思想、文化视野和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唐初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唐太宗依然拥有着盛唐开创者和盛唐气象开拓人的双重身份,一手酝酿出有唐一代蓬勃自信的昂扬心态。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北宋名相李沆生平及为政思想

李沆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真宗时位至宰相.他在位期间,重视吏治,"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尤注意抑帝奢心,"日取四方水早盗贼奏之",每谓人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故有"圣相"之美誉.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牛僧孺散文创作及其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

牛僧孺是中晚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现存政论文、碑志文、寓言、诗歌、传奇等。政论文宣扬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结构缜密,富有思辨色彩;寓言注重事物的细致描摹和寓意的自然生发,庄谐兼有、寓意深刻;碑志文奇偶交错、古雅简练,但是,这些作品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通过分析牛僧孺的散文作品,综述他在党争活动之外的古文观点、散文创作活动,尤其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密切关系,由此评价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的一次群体题跋行为考论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