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困境与发展

农村党组织是基层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核心、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受到人才、资源、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陷入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全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找准功能定位,建立内育外引的人才制度,以“促民富”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兴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谋创新”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协商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模式,对其运行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基于农民主体性视角,构建"协商议题—协商策略—协商效果"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安徽省滁州市T县三个村庄的典型个案为例,通过案例比较方法,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党委引领下的协商平台作为组织基础;"外源—内响应有效—温和"模式的协商议题设置;协商策略与协商议题不断相互匹配的协商过程。整体看来,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模式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而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策略—议题匹配性三方面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效果。     

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可持续创新的强化机制与实践进路

协商民主是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创新有利于弥合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有效”之间的张力。协商民主的导向价值、运作过程和实践效能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内源动力和优选方案。典型实践中的乡村协商治理创新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从议程触发、资源整合和动力维持等方面建立了强化机制。通过治理创新的问题导向与多元选择主体内生需求的持续满足,治理创新的制度化发展与多种参与力量内在优势的持续积聚,以及协商治理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多主体理性协商意识的持续强化,促进了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创新。面向未来,协商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促进民主和治理的互嵌共融,厚植协商民主的文化土壤,以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治理,接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农村基层治理困局与优化路径：治理资源运转视角

全面优化农村基层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既能够强化引领乡村振兴的治理能力,还能够重塑乡村建设发展的环境生态。治理资源要素是影响农村基层治理的"元问题",借助治理资源运转视角观测农村基层治理,可以构建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即治理资源的筹集、配置、流动和代际更替构成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全程"画卷"。然而在实践中,农村治理资源的整体性短缺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运行的首要难题,从源头上阻碍着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有序推进,具体表现为资源外流侵蚀基层治理基石、主体弱化阻断基层治理落地、治理资源流动缓慢降低基层治理活力、资源断层阻碍基层治理创新。面对客观形势,理应将充实治理资源和提升资源流转效率作为破解农村基层治理困局、优化基层治理工作的核心路径,既要整体布局、科学配置农村治理资源,积极培育充足的农村治理主体,也要精准促进治理资源流动,不断集聚与革新农村治理资源。     

数字乡村治理的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的考察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内容。立足国家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乡村治理的有限性。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底层维护、技术赋能、服务共享和伦理保障的运作逻辑,推动乡村治理达到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现代化样态。但由于数字技术运用边界的模糊,难以平衡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技术安排与制度安排的困境、权力意志与民本意志的冲突,致使数字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价值,未来需要契合乡村空间场域、合理划分技术类型、重塑组织制度结构以及回应村民切实需求,从而更好地保障数字乡村的治理适应性、匹配度、有效性以及价值性,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治理现代化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承继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正值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要实施关头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促进法》既要严格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还要符合“三治融合”,保证有效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虽然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乡村正义与治理秩序等多元价值,但是,其在实现与推进过程中仍需要关切不断出现的“三农”问题,并以立法体系、执法监督、纠纷解决和人才培养等多元手段应对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全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实现理路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视角

[提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关键。客观上要求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经济发展能力、生态保护能力、文化建设能力、政治领导能力及群众组织能力。现阶段农村部分基层干部队伍还面临“经济基础不够优厚、环保理念不够强烈、文化根基不够优质、政治素养不够过硬、群众基础不够优良”等问题。直面问题,基于经济之维,要切实健全基层激励保障机制;基于生态之维,要努力打造“生态型”干部队伍;基于文化之维,要着力提升干部文化涵养;基于政治之维,要着力提升基层干部善治水平;基于社会之维,要涵养干群鱼水情、同农民一起共聚乡村振兴的“合力”。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及推动进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落后于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理念比较落后;二是农业经济管理体系创新力不足;三是重产轻质问题突出;四是工作职能边界不够清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投入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二是农村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在农村教育方面,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小农户难以嵌入现代化农业进程,主要源于：一是经营规模小;二是资金短缺且借贷困难;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发展,表现在：一是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高;二是年老的农民缺乏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且精力有限,导致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非常不理想;三是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面对以上突出现状,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大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需要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一要提升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二要健全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四要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上,一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加强公共服务的相关设备设施、场地等建设,三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在推进农业科技应用方面,一要重视科研体系构建,二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三要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当前,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一要加强制度保障,二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要抓牢教育环节,二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机制,三要构建优秀人才回流的动力机制。     

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冲突及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价值多元以及阶层分化凸显,在基层社会,个人的社会角色比较突出,但各社会角色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的角色困扰表现为：角色不为与不当、角色扮演的逻辑困难、角色扮演的现实困难、网络政治背景下基层领导干部社会角色的污名化之困、传统基层领导与现代基层领导权威意识的差异性之困等方面。为了实现基层领导干部社会角色转化,体现其服务意识等方面目标,需要从增强科学决断能力、转变官位意识为公民意识、用法治化方法解决角色冲突、注重角色义务与角色权益均衡、一把手的角色博弈与应变策略、建立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的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化解与治理。     

农村基层视阈下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之路

城市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就业空间不断缩小,农村籍大学生凭自身的优势,回农村基层就业不失为一个双赢的选择,既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又能为新农村建设输送新鲜血液,改善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促进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及出路探讨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公共权力作为唯一的治理空间塑造力量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基层社会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面对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加快基层治理转型与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机制与路径,是解决困境、应对挑战,促进基层治理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缘起、演进脉络和嬗变逻辑

“党建引领”是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现象和领导策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城乡关系,以及乡村治理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的重要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乡村治理理论。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调整,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乡村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面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时代环境和治理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锚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在“变”中延续“不变”的价值追求和实践遵循,推动乡村治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条红线,也是其价值追求所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将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基本遵循,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各项工作,人民群众也有权利来检验并享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成果。立足新时代,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构建多元治理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以此彰显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以“乡村之治”,助力于“中国之治”。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