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恐怖主义风险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步入扎实推进的实施阶段,居于沿线国家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的恐怖主义风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作为全球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降低沿线国家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应着力提升中国政府的反恐能力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与沿线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全面构建应对恐怖主义风险的防控保障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区分投资目标国后发现,中国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将贸易进出口产品区分为初级制成品、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发现中国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进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新兴经济体则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制成品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而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的进口存在替代效应。因而,应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实施“因国施策”的贸易策略,实现与不同类型国家的产业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综合集成算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研究——以H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纪元,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投资环境,能否准确识别、科学评价和有效应对风险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构建了以外源性风险、内生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为核心,且动态评价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析框架,基于对H公司的问卷调查,运用综合集成算法(DHGF),多维评价"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其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风险区域,企业亟须分类防控各层级风险。     

“一带一路”背景下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研究

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是中国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以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会议精神为指导,研究阐释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的理论内涵,比较分析中国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区别,深入剖析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现存的难点问题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和问卷调查法构建2013—2022年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的研究数据库,基于政策一致性模型(PMC)和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分别构建及评价促进对外投资政策与服务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发现,2013—2022年中国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力度逐年上升,且2018年之前政策调整变化较大,2018年以后政策调整趋于平稳。中国促进对外投资服务体系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指数分值总体不高。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评价中国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的运行效果,发现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积极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但是对于对外劳务合作...     

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优质企业“走出去”。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会影响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这是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东道国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差异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国家间签署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对OFDI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随着中国对东道国OFDI存量的增加,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减弱;以地理距离为门槛值,地理距离越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一带一路”建设对华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异质企业出口、出口贸易方式,尤其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发现,私营企业逐渐取代国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一般贸易逐渐取代传统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如预期那样使中国中间制成品、机械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国际竞争力得到有效维护,而且成功拓展中国商品在东盟、欧盟等主要市场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推动和提升了潜力巨大且互利共赢的中美贸易关系。由此中国应拓展政治安全互信与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扩大人民币在相关贸易投资项目中的使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创新思考

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应当借助"一带一路"搭建的平台顺势而为。理清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电影借力"一带一路"的理念和策略,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国电影参与构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和实施路径。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研究任务从根本上规定着学科的建设方向,是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定标准,指导和约束着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必须首先明确其研究任务。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就是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规律。分工合作在经济行为中的基础性地位、新型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亟待重塑,都要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其发展规律。这一研究任务的确立将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进而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风险及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环境敏感性行业,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风险。东道国的环境规制风险、企业行为风险、争讼风险构成中企"一带一路"投资所面临生态环境风险的主要类型。东道国环境立法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海外投资企业环保责任意识淡薄、我国作为投资者母国监管乏力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签订国际条约时应当重新审视环境条款的纳入方式,防止"一般例外"条款被东道国滥用。我国有必要针对海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专项立法,专项立法应涵盖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环保合规管理、激励机制、"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内容。扩大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增加环境污染责任险,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分散投资者环境事故风险的作用。以便利性、成本和多重利益为考量,形成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河南对外传播体系建设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积极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契机,将自身的资源及交通区位优势发挥到极致,继而切实建立起完善的对外传播体系,坚持在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中为河南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文通过对河南对外传播的现状进行分析,再根据实情,就河南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建设外传播体系展开详细探讨,以期望能推动河南对外传播文化更好地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省农业对外投资特征、问题及对策

辽宁省农业对外投资具有规模偏小、产业聚集、流向集中和重视农业全产业链的特征,但目前存在农业对外投资在“走出去”中占比较低和产业结构较单一,海外农业经营风险大而配套措施不足、农业“走出去”政策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注不足、农业对外投资主体面临多重挑战等问题。对此,政府应重视开放平台建设、优化政策服务体系和建立与投资目的地政府机构的交流机制;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实施系统“走出去”、树立全产业链思维和注重RCEP成员市场开拓等,以期为进一步丰富辽宁省在农业对外开放方面的有关研究,以及为辽宁省在农业领域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石油投资探析

在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石油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我国石油企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其对外石油投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我国石油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就驱动因素而言，既有企业的内在需要，又有国家的政治需要，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存在一致性；在区位选择时，资源国石油储量的丰裕程度和品位优劣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当地的政治社会环境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在布局过程中，我国石油企业要接受政府的引导，且其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的形成也离不开政策支持。我国石油企业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积极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石油投资合作，在实现企业利益的过程中促进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耦合。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