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及其辩证关系研究

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学界就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就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及其辩证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认为：（1）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条件下提出，以发展为核心，以高质量为衡量尺度，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质量与经济适度增长相统一，以及独特的发展指标体系，一系列发展战略保障等特征。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表征。（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彰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都要以共同富裕为基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先有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然后是全体人民一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实现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高质量发展同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首先，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是富裕的前提，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进行；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其次，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结果；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的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最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高质量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发挥；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作用，共同富裕也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作用。高质量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我国进入新时代面临的一项极其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解决“三大民生”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关键举措。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基础：化解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选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能力提升是高质量发展的必备条件。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路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以公共服务为重点优化共同富裕的资源配置,以人的能力提升为抓手强化共同富裕的动力系统,以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完善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两者在其共同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是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念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的价值体现,应当用法治保障的方式和手段,促使乡村振兴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贫困状态,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共同富裕是全国每一个公民的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的法治遵循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乡村优先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及举措是: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目标体系,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法治保障。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演进逻辑、现实阻碍与实践进路

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和重要途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指向和价值旨归。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不仅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了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从现实来看,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存在,区域、城乡、行业收入差距亟待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巩固等突出问题,亟待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和实践路径探究

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全体人民共建共享、适度差距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具有鲜明的全局性和阶段性特征。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践探索的历史逻辑,更面临深刻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难题。当前,应着力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强民生保障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村应对返贫威胁和共富挑战的提升策略——基于大学赋能视角

我国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大学一直在进行赋能乡村建设的积极探索。从历史视角审视,我国大学参与乡村建设先后经历了从嵌入乡村社会网络的初始定位,到助力脱贫攻坚的角色转换,至引领乡村振兴的行动转向三个演化历程。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整大学区域布局和专业设置,世纪之交的通过人才培养、强调科研服务,到党的十九大以后,大学全方位服务国家战略和乡村振兴,大学服务乡村建设的功能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角色定位和功能特征的发展演化是基于大学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破解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矛盾的现实逻辑、应对返贫威胁和共富挑战的实践逻辑、应用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大学和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中两个不同的场域,有着乡村社会共同富裕的同一发展目标,大学特别是涉农院校应从科技、人才、技术、组织、保障五个方面提升赋能本领,充分发挥其处于社会资本网络中关键节点位置的显著优势,有效赋能乡村建设,加快乡村社会共同富裕的进程,同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性别平等视域下新时代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意蕴和发展指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性别平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向。既有文献概从经济发展或治理维度关注共同富裕的推进,基于性别视角的嵌入研究较少。从理论来看,性别平等和共同富裕共生于历史发展特定阶段,性别平等惠及共同富裕的高质量推动;从实践考量,性别平等和共同富裕亦有互动逻辑,共同富裕有其性别平等图景,需要发挥女性力量和提升性别平等的战略定力。同时,面对当下各种发展不平衡积弊下的性别发展不充分问题、人口新政下的女性隐性发展成本提升、女性发展短板等挑战,共同富裕新策更需要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从理论建构、发展基础、制度保障、基层治理等方面加以破解。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生成基础、逻辑内涵与实践进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旨。新时代共同富裕以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基石,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富民、大同思想为文化基因,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理路探索为历史根基,以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为现实基础,具有深厚的生成基础与时代底蕴。新时代共同富裕内具深刻严密的逻辑意涵：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是其认知前提;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富裕是其内涵精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其外延范畴;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其重要标志。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汇聚共同富裕的实现“合力”;要坚持和完善基本制度体系,夯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场阈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研究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目标相容、路径相通。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大逻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正发挥着无可取代的战略性关键作用,数字经济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和重大引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推动新型城镇化,是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的内在机理。数字经济助推产业提质增效、扩大城乡消费、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助力基层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是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新时代新阶段,要以强化城镇数字基座类新基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壮大、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数字化赋能推进乡村振兴、数字化引领绿色低碳发展、提升民生领域和公共服务智慧化水平、优化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现实诉求及路径探索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奋斗目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们在思想、情感、心态等层面达到的一种丰沛且充盈的状态,主要包括国民素质普遍提升、精神资源普遍富足、精神境界更为高远、社会心态更加积极健康等内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内在需要。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强化思想理论引领、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精神文化产品、完善促进精神生活富裕的规章制度等,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深入分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及其推进路径,力求为进一步促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

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提升社会协同水平、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能力和行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差距。要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须明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量大、质优、功能强的社会组织发展任务,采取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举措,不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稳步发展。     

元治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参照

源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是我国公共治理领域的热门话题,并被经常用来裁剪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却忽略了"治理失灵"的存在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元治理理论是对治理理论的批判、超越,更符合中国"强政府"的基本国情和偏好科层治理的历史惯性。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元治理理论可以成为相应的理论参照。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现代政党治理研究

将现代治理理念用于政党政治领域就是现代政党治理,它强调协调性、多元化、互动性、扁平化、规范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即逐步从一个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切实推进党的观念现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积极推进党的制度现代化,全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大力倡导包容性政党文化等。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机制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对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有力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构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从目前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状出发,着重分析各地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思路。     

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核心,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通过对“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架构为基础”、“从社会历史的实际基础出发展开逻辑运转”这两条逻辑线索的梳理,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最终完成对异化劳动的全面扬弃。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在当代中国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崭新而独特的研究视角。     

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思想浅析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全球化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沉寂多年的全球治理思想重新兴盛,作为国际社会重要力量的社会党国际也融入到此次讨论之中,并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新思想,这些治理思想的出台既具有全球主义的本质,又离不开国家利益的局限,因而在现实施行中充满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