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

上梁文是一种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宋代是上梁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文人发挥了赋体"铺陈"、"夸饰"的修辞手法,使得宋代上梁文成为文人构建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之理想国的性情文章。而由此折射出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和淡泊情怀,也集中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     

写作场与文本生成——宋代上梁文叙写方式的形塑与流变

每一种文体都对应着一类“写作场”。“写作场”是一个相对稳定又具有开放性的非实体场域,场内各种因素的变化与互动,塑造着该文体的典型叙写方式。在此观照视角下,宋代上梁文可分为中央型、地方型、私人型三大类别：中央型上梁文拥有奉天承运的宏大叙事与对君主德政的极力颂赞;地方型上梁文乐意展示当地的历史地理与风俗形胜,彰显地方官员或地方精英的功绩;私人型上梁文则形成了自我观照的叙写视角,以对心志品格的表露和对居处生活的想象,拓展了上梁文抒怀言志与精细摹写的层次。     

汉唐小说文体演进与书牍文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体应“用”而生,文体功能是制约文体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汉唐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因叙述方式所需,从书牍文中吸取“营养”,使之在叙事流中承担一定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小说叙述结构和文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汉唐小说的书牍文,不仅篇幅、数量、表现方式有较大差异,而且使小说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书牍文与汉唐小说之间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小说文体的演进.     

“敦煌文”概念的再确立和分类的新思考

"敦煌文"概念自提出后,至今仍没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敦煌文"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体现了学人对它的不断思考。结合"敦煌文"作品的实际情况,参照《文选》等文体理论典籍的文体划分标准,在吸收历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强调应当充分重视文体资源丰富的敦煌文宝藏,确立它的应有名分,提至与敦煌诗歌并重,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     

敦煌丧葬仪式与丧俗文关系探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丧俗文,详细记载了古代敦煌丧葬习俗,可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从保存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敦煌丧葬仪式大致分为临终、停丧、吊丧、入殓、出殡、下葬和斋祭七个步骤,同时因为仪程的需要,都会有相应的祭文、斋文等丧俗文学作品产生,且不同的丧葬仪程对各类丧俗文的结构模式和文体风格有重大影响。     

章太炎的"文各体要"论

"文各体要"论是章太炎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在不同时期,章太炎对"文各体要"的表述有所不同.1906年以前,一般表述为"类例"、"体要"等.1906年,正式提出"文各体要"论,并集中表述为文学的雅俗观.晚年,集中表述为"发情止义".章氏论文推崇魏晋,服膺魏晋文体论.章氏依准魏晋文论,并据以评价后世之文,是为复古魏晋.他还希望以此消除当时梁启超报章文、林译小说等文体之不良影响,平息骈散文之争,并因以抵制用西方文论来评价中国文学的做法,坚决维护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论敦煌法会愿文的媚俗特征——兼与南朝法会愿文比较

大部分敦煌法会愿文颂扬施主、斋主或做其它功德的人、设会目的人等,文采斐然,具有显著的媚俗特征;原因在于其僧人作者对(最关键)发愿目的人存在物质利益上的接受--施舍关系、宗教活动上的需求关系.     

论郑燮题画诗文与画面图像之互文关系

在传统中国重画家人格魅力和文化底蕴的文化氛围中,郑燮对题画诗文的意义有着非常自觉的体认。其画作不是图像的独语,而是诗书画同体互文的文本。郑燮题画诗文与画面图像之互文关系,在内容上表现为:其题画诗文一方面与画作图像对应勾连紧密巧妙,另一方面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深度模式的建构,进行空间层面的拓展和时间层面的补充;在形式上表现为,其精心排布题画诗文和画面图像的相对位置关系,运用其自创的独特书体与诗风、画风相配合。如此种种使得郑燮画作中诗、书、画诸元素的和谐程度远非其他文人画可比。然而从郑燮画作中也可看出,诗书画共享同一文本时必然存在矛盾和张力。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研究

在对《文镜秘府论》做传本调查、校勘,及对相关研究成果做全面总结清理的基础上,中国内地终于有了一部集大成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但作者认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未存传本、原典考证、《九意》作者,以及《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思想、文学思想、诗学日本化等。     

葛洪与辞赋——以其创作中的辞赋化倾向为中心

葛洪在我国文学史、宗教和哲学史、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均有着独特地位。对于葛洪与辞赋的关系,目前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较少论及。本文试从葛洪的辞赋观和他在其子书《抱朴子》创作上表现出的辞赋化倾向两个层面,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闻一多与传媒之关系略论

闻一多研究过去主要集中于其新诗、学术及其民主运动之贡献,对于其与新闻传媒之关系则未见论述,本文分别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首次对闻一多与传媒之关系予以梳理,一方面由结缘历时之久远、作品发表涉及报刊之广泛、主办或参加创办指导刊物形式之丰富多样等几个方面论述其与传媒之特殊渊源;另一方面对闻一多有关传媒理论予以评介,包括封面设计、性质作用、组稿制度的革新、栏目内容的扩充等几个方面,在有关新闻、言论、学术、文艺几个栏目内容的论述中,重点介绍其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原则之深刻内涵与积极意义,由此更全面地认识其成就,并对新闻史及当代传媒事业提供借鉴。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依据对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考古调查和出土物的整理,可认定郑州商城建城年代早于偃师商城.二里岗文化时期,郑州商城是汤之毫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偃师商城是商人为镇压夏人而建立的规模较大的军事重镇.     

《文赋》与儒家文学观

陆机从小就"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但《文赋》中蕴含的传统儒家文学观却一直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学界附会玄学时代潮流、片面理解儒家文学观的结果所致。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论文同赋

苏轼称赞文同"四绝"之二即"楚辞"(赋).本文对文同赋作了综合评析,重点论述了其为民请命的赋,表现与苏轼深情厚谊的<超然台赋>,并对文同咏物的<莲赋>与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了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