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前期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慈善活动

维多利亚前期(本文主要指19世纪中叶)的中产阶级妇女被冠以家庭天使的美誉,束之高阁,脱离社会,完全依赖于男人。然而从这时起她们也开始走进社会。慈善活动成为她们步入社会的桥梁。本文力图通过对中产阶级妇女慈善活动的概况、特点、意义的论述,来阐明中产阶级妇女慈善活动的历史重要性。     

民间慈善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未经登记的民间慈善团体在我国属于非法组织,这些慈善团体的合法地位的取得是我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问题。借鉴国外的立法,我国民间慈善团体设立为法人的门槛应逐渐降低;未设立为法人的民间慈善团体也应有其合法地位。     

抗战时期的武汉妇女报刊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的妇女报刊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全国各地内迁以及本地的妇女报刊,突破了以往单纯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要求,以挽救祖国危亡为共同目标,为推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国慈善义工活动存在的不足及其法律对策

慈善义工是慈善活动的志愿者,他们在弘扬慈善理念,促进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慈善义工活动的概念入手,概括了近年来我国慈善义工活动的现状,分析了慈善义工活动开展中存在的缺憾和不足,指出慈善活动立法的缺失是慈善义工活动呈现不和谐状态的重要原因.并从《慈善法》的立法角度,就如何使慈善义工活动步入法制化的系统发展轨道,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法律对策思考.     

北洋政府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

旅沪浙商是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最活跃、最具实力的慈善力量,他们不但在旅沪同乡中开展各种救助善举,参与本省灾害救济等慈善活动,还在上海积极创办各种慈善团体,并以上海为中心从事全国性的慈善事业,在上海慈善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近代商人从事慈善活动的原因分析

近代以来商人从事慈善活动的越来越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商人们乐此不疲投身到这一公益性活动中来呢?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商人经济实力增长的需要;三是来源于商人自身的认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企业主的慈善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企业主阶层为代表的社会慈善活动,占据了俄国慈善事业的主导地位,俄国企业主在传统济贫、社会助养、教育、医疗、宗教等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了规模巨大、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其动机既有传统宗教伦理的道德导向因素,也有新兴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名誉、渴望社会认同和获取经济回报的现实利益诉求。企业主阶层的慈善活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社会再分配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调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变俄国社会普遍的反资本主义情结,其自身最终也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消亡。     

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

唐代妇女的经商具有被动性,多因寡居,生活无着不得已而经商.由于她们经济力量不足,只能选择投资少、资金周转快的行业,所以经商的行业面相当狭窄,仅限于旅店、餐馆、酒店等少数服务性行业.经商的规模较小,经营的地域范围也较为狭小.在经营过程中,不少人利用女性的特点经商,同时注意商品的质量问题.一些女子有胆识、有气度,颇具侠肝义胆.     

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

张謇在清末民初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主张,在晚清经元善新慈善观的基础上,使中国的慈善公益思想具有了更为明确、更为丰富的近代内容。特别是他将慈善公益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的发展紧密相联,从新的层面阐述慈善公益事业的功能与作用,而且十分重视盲哑人教育,将创办图书馆、博物院、医院、公园等都纳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之中,称得上是张謇对中国近代慈善公益思想的一大发展。由于张謇具有这些独具特色的思想,使得他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并且产生了更大的作用与影响。     

信任危机与信息公开：论1933年上海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及慈善团体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为救济东北难民和支援东北义勇军,上海各界成立了诸多慈善团体,通过募集款物救济难民、援助义勇军。1933年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相继来到上海,并公布收到的捐款数额,而这些数额与当时传说的募捐总数“二三千万元”差距极大,由此引发了一场清查救国捐款的风波。面对信任危机,上海各慈善团体一面发表启事或通电,阐明真相,澄清流言;一面公布账目,出具会计师审查证明书。最后,由慈善团体与会计师合作,通过公开捐款信息,化解了这次风波,其应对信任危机的举措对今天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抗战初期中国妇女使命的讨论和宣传——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1930年代,中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硝烟战火中,媒体吹响了救亡图存的号角,在抗战动员宣传中,如何发动广大妇女参与抗战成为一个特殊主题,《东方杂志》专栏就妇女的使命,以及这一主题下妇女应如何开展活动,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持续的探讨,从中可以看出抗战特殊背景下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命题,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挫折与新的愿景.     

被遮蔽的成长叙事——另一种解读《沉沦》的方式

本文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入手,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小说中贯穿的情感线索,认为小说着力表现的是青年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青春期特有的苦闷和挣扎,但是在启蒙思维主导的阅读和阐释中,它所蕴涵的个体经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成长叙事被置换为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爱国主义和个性解放。论文通过对《沉沦》中表现出的自我建构危机、人际交往危机和情感寄托方式等三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出其被遮蔽的成长叙事的特征。     

多元文化中的回族妇女——临夏回族妇女发展观念的田野调查

文章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广河县、康乐县和东乡县四个县、市的回族妇女为问卷调研分析对象,考察她们对自己及他人命运、社区公共资源、未来、择偶、教育的理解和看法以及对自身和未来的信心和能力,了解-临夏回族妇女在政治、文化、教育等诸方面的发展状况.本文是对调研中涉及的社区公共资源、教育和未来的看法三个方面的问卷统计分析,认为临夏回族妇女承袭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文化对临夏回族妇女思维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她们的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了解和考察了该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层面、不同伊斯兰教派的回族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发展情况,对促进临夏回族妇女的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各方面的发展,对今后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发掘被时代遮蔽的另一种人性诗意--试论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的理论建构

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这部专著从时代和人性的互动角度,将50年代小说归结为"青春气韵、英雄理想、浪漫情怀"的品格.她在借鉴大量前人以及国外有关研究方法上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一套融宏观的文本透视和微观的语言分析为一体的艺术类型研究法,贡献给人们一个关于50年代小说的巨大创见.     

被误读的妇女"三从"——中国古代妇女人身权的文化学分析

长期以来"三从"被当作妇女的道德规范而解释为妇女服从于男人的卑下地位,继而将服从与现实中的畏妻、尊母等社会现象解释为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笔者认为"三从"的主要含义是确定妇女从属身份的制度,其意义在于说明妇女是属于父系家庭的.这种身份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共同构建了性别的等级结构.两重性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被言说的祥林嫂——论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与男性自我主体建构

作为被言说的客体和对象,底层劳动妇女在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文学叙事中,成为他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工程中建立自我主体、确认性别身份最为便捷、最为有力的"他者".底层劳动妇女的社会价值、精神结构、生存状态都随着国家民族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而演变,但是,在其丰富多变的表层形态下,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并没有变.     

妇女研究的当代价值——读畅引婷《建构的历史与历史的建构:女性主义与妇女史研究文集》

因妇女而成为研究的问题,是许多人不曾认真想过的。60年前那样一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中国妇女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已经站立起来了。如今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里,活跃着大量的女性身影:在执政和议政的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