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代表学者科西克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深度融合,深入捷克社会主义政治、日常生活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展开批判,提出了"结构辩证法""辩证意义批评"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命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理论范式,彰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多元开放、实践与人道主义的批判特色,对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拓展与突破

1990—199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拓展与突破阶段。研究者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认识性与审美性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理解;对文学反映论新理论命题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学理批判。王元骧于1993年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实践偏向新理论路径。童庆炳于1999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新论断即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存在着三次较为显著的理论偏向：其中的“实践偏向”发生在拓展与突破阶段,其他两次分别是“确立与巩固期”的“认识偏向”,“恢复与反思”以及“发展与深化”阶段的“审美偏向”。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拓展与突破阶段还存在着对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关系重视不够,以及对实践意涵以及实践与认识、审美三者关系的理解与把握还缺乏必要的理论自洽、系统化等突出问题。     

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

文学反映论是我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描述新时期文学理论界对传统文学反映论的质疑和审美反映论的提出,着重分析了审美反映论的理论意义及其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认为：把审美范畴引入文学反映论是对文学反映理论的重要发展,丰富了对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时也指出了审美反映论存在的不足     

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学——以约翰·弗娄和托尼·本尼特为中心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理论已经探讨得比较充分,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在国内学界尚未得以深入的阐释和批判性的研究。约翰·弗娄和托尼·本尼特用后结构主义方法全面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文章梳理出他们建构的一套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即话语建构论、文学体制论、文学话语论和阅读型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文论打破了本质主义的审美观和文本观,实现了文学理论的"向外转"和"政治化"。它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元论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凸显出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功能,启示我们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宏观社会框架中拓展文学研究的微观层面,但又可能堕入一种新型的"话语唯心主义"。它回避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具有反美学倾向。它还是反人文主义的,失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人类的本体论的终极关怀。     

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逻辑

后马克思主义以“语言建构主义”为哲学基础,认为文化是意义表征,同时又是意指实践,是文化建构了社会现实、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主题位置或身份/认同,从而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框架中构建的反映论文化观。究其实质,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精致的“语言唯心主义”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解也是非常片面的。但是,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于反思、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历史形势的最新发展要求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文化的建构功能,并借鉴建构主义思维和符号学方法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创新路径。     

文学：从真理到政治——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理论的当代性问题

当文学遭遇理论泛滥之际,文学自身也顿显尴尬和窘迫。当今话语的空前纷繁多样,实是表达衰落的结果。如何还原文学应有的鲜活生命力,这是每一时代理论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的关注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权能、书写主体之真理以及文学生成性等方面。概言之,福柯对主体和真理的解构击破元叙事的空洞幻想;德勒兹对多元和差异的推崇暗示文学生成的无限可能性;朗西埃则直接赋予文学以自身的内在书写政治。凭借对各种学说的综合性批判使用,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恢复自主性和创造力,而文学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当代性之建构。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引进、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欧陆当代思想资源,逐渐偏离英国本土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形成影响巨大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以不同方式进行了回应。     

走进"后文学时代"——一个历史结构主义者给21世纪文学所作的注解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的长期"铸造"下,社会显然已经形成了某种关于文学的"传统意识"。在许多人看来,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肯定会长期存在下去;我们久已形成关于文学的一套理论认知和价值体系,也会长期存在下去。粗粗看去,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却发现:我们已有的理论判断和价值标准,在社会的文学现实面前经常处于"失语"状态。这是文学时代变化造成的。由于文学在数字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里有了不同既往的表现,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因此,我们以往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看法和文学史观正在失去意义。     

符号学·文学·文化——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研究

巴特思想体系复杂多变的特点,决定了国内外学术界在巴特的身份定位、思想分期、理论体系构建等研究上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衍生出诸多分歧和误解,进一步加大了正确认识巴特及其思想的难度,使巴特思想研究成为学术界一座极富魅力的迷宫。在巴特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零度写作和解神话这两个关键词在巴特的思想体系中得以凸显,前者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从日常大众文化表征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进入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巴特的符号学研究迎来了高峰期,这段时期也被学界称为巴特学术生涯中的符号学阶段。进入学术生涯的第三阶段后,巴特思想呈现出多样性、解构性等特点。在第四阶段,巴特的解构主义文学、文化符号学研究继续往纵深发展,除了在思想和内容上践行解构主义精神之外,巴特还积极寻求一种解构主义的写作方式,来响应所要表达的解构主义主题,从而使作品做到形神合一。     

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转向

捷克斯洛伐克最早在世界范围内开启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研究之路,并在研究上呈现两种不同的研究维度:"从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和"从马克思主义关注结构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穆卡若夫斯基为代表的捷克布拉格学派,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改造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开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先声,走出了一条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施陶尔、科西克、斯维塔克、希穆涅克为代表的新一代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再度开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新一轮转向,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研究之路。     

从主体到结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演进

萨特通过“辩证理性”的整体化演进来确立历史的可理解性基础,以反对教务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史观”;列维-斯特劳斯则以“结构”的共时性来瓦解“历史”的同一性与连续性,以反对萨特的“人道史观”：虽然列维-斯特劳斯对萨特历史观的批评揭露了萨特历史辩证法的理论缺失,但其“结构史观”本身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理论局限。如果以黑格尔辩证法作为参照,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一种实践解释学的视角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结构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对马克思的理解,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同时由于结构主义方法自身的理论局限,也限制了甚至歪曲了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割裂了结构分析与历史分析的辩证关系,使结构凌驾于历史之上,结构成为没有来源、没有历史的神秘之物。超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一方面可以从结构主义方法论自身的改变来寻找,在这方面,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另一方面,可以从马克思自身的方法论出发提出修正结构主义方法论,从而提高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的合理性。皮亚杰的发生学从结构主义本质上与马克思的结构分析具有内在的同质性,都蕴含着一种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为超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从地理决定论到结构主义:地缘政治研究方法的变迁

地缘政治学以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分析基础,为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环境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信息社会的初步形成,结构主义取代地理决定论将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方法。     

人道主义的还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理论形态及其论争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且产生持续争鸣的两种理论形态。作为20世纪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形态,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传统,但其价值指向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和商品拜物教进行批判,追求人的自由和平等。阿尔都塞坚持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相矛盾,从而对其展开批判。沙夫则秉持东欧主流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采用语义学方法,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围绕人道主义展开了持久的论争,但并没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矛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要在问题意识的引领下不断回归和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吸收当代最新的学术成果,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历史命运--实现历史性超越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当代面临着挑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必须突破传统宏观抽象思辩的研究模式,十分重视吸收现代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对人类反映活动作多角度、多层次的理性思考,把理论触角伸向社会、文化、心理、情感、审美等多个领域,寻找新的理论突破口和生长点,努力建构现代反映论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充满生机、永葆科学生命力.     

当下文学消费神话的符号学解读

巴特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出发,"即任何符号学都要在能指和所指这两项之间设定一种关系"来建构他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神话是一种符号学系统的神话,强调神话的意指功能及其特征。以此考察中国当下文学,便可发现诸多文学神话的消费性质。这正印证了当代文坛的现实境况,在热闹喧嚣的文学市场背后是优秀作品甚少的冷清文坛,故而这是一个需要创造文学神话的时代。     

对结构主义方法的考察

诸多结构主义对社会结构概念内涵及变化的研究方法 ,各有特色和不足。关键问题在于使社会学研究避免忽视社会主体的倾向 ,不可把自然和社会等同看待     

进化与对话: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到"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由进化论思潮的流变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在"后现代转向"中面临着理论困境和表述危机,而由后现代转向的解构性生发的反思与讨论,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对旧有进化模式的省思中,具有新的理论转向的路径--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理建构和理论表述,形成了一个需要引起学界关注的范式.     

后马克思主义之“后”究竟是什么意思

通常人们总是把后马克思主义之“后”解读成“后现代主义”,从而后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了“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解读是一种想当然的外围解读,它忽略了后马克思主义缘起的思想谱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解读.与这样的解读方式有别,本文深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机理,在充分解析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来源之后,力图对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真实意蕴有一个全方位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旨趣有一个总体诊断,以期为我们深入研究后马克思主义起到某种启示性作用.文章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之“后”大致蕴含三个维度:后葛兰西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是用后葛兰西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种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异质性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取向的异质性,这表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既逃避又趋近的复杂心理上.正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矛盾立场,使得我们在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上必须避免脱域化的研究思路,否则,难以准确地诊断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文化产业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即符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商品符号的分析入手。符号学即意义学,我们所处的意义世界就是由符号构成,文化则是意义活动的集合。符号学以形式论切入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身则内含了符号学批判的维度,两者的接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延续马克思相关论述而来,并在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不同路径,其中都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内核以及符号学的思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域下审视这些思想,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看到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未来朝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