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农村回汉族际通婚调查分析——以平罗县城关镇为例

从宁夏平罗县抽样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近几年农村回汉通婚人数有所上升,说明人们对回汉通婚的态度有所转变。影响回汉通婚除显性因素如宗教、性别、民族、年龄、文化水平外,也有深层的非显性因素以及城乡文明转变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等。     

对回汉婚姻家庭的思考

回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分布特点,使回族成为全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中国西北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随着时代发展回族与各民族之间的相处与了解日益增加,随之有了回族与各族之间的通婚,尤其是与汉族之间的通婚。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充满了特殊性,主要是充满了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生活习俗方面的问题。文章对回汉婚姻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生活中的问题做了初步分析,以期为回汉婚姻和谐有所裨益。     

论回汉关系

回汉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族的分布广泛,这种关系遍及城乡、边疆、内地,成为我国最广泛的族际关系。研究这种关系,不仅有助于对回族史、民族关系史本身的探讨,还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本文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 回汉间有古老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 李维汉同志说过:“回族,就其主要来源说,即是随蒙古军来的回人同汉族婚配蕃衍而成的。”为何如此?因为当初随蒙古军东来的回人主要是男人。这些男人要以中华大地为家,繁衍发展,就要通婚。回回主要和汉族杂居,因此通婚的主要对象是汉族。回男娶汉女成为回汉通婚的主要形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宁夏固原市回族离婚的特征及其原因

宁夏固原市是一个发展相对落后的回族聚居区,通过对该地区回族离婚状况的实地调查,发现该地区回族离婚呈现城乡差异大、女性起诉离婚多、年轻夫妇离婚率高、回汉通婚家庭离婚率高等特点。研究该地区回族的婚姻家庭关系,特别是回族的离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我们了解当地回族生活、回族社区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回回族源考述(三)

在回回族源中,除了元代以前的“回回人”和元代从中亚返回“中原”故土的回回人,以及蒙古、维吾尔等族人加入回回行列之外;汉族加入回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因为汉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而回族的出现和形成,又是在和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在大分散中杂居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回汉杂居、回汉通婚、回回人在各地屯田、回回人在政治上的优遇、回汉人民在工商业上的共同劳动和迁徒,都给予汉族融于回回之中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研究回回族源问题,对于汉族加入回回行列也应予以一定的地位。     

论城市民族通婚与城市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城市民族通婚的现状,认为兰州市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通婚,且回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的发生相比回族相对聚居区要容易.总结出城市民族通婚的影响因素即宗教因素、居住格局、群体态度及群体规模、教育水平、工作单位以及城市民族通婚的发生条件即文化交融与结构交融的程度.笔者认定,较低的民族通婚率不能说明城市民族关系不融洽,需要其他变量来互证;由结婚反映出的民族关系多为夫妻、家庭、亲戚等关系掩盖,民族离婚现象则会对局部民族关系带来一定损害.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德令哈市蒙、藏、回、汉族际通婚调查研究

在对德令哈市蒙、藏、回、汉四个民族通婚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促成该市族际通婚的诸多因素，并分析了这四个民族之间通婚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春秋时期齐鲁贵族女性通婚探析

春秋时期,齐、鲁为山东地区之大国,通婚成为两国交往的一种常态。虽然通婚女性多与他人私通,但这并未阻断两国继续通婚。分析5次淫乱发现,齐鲁国君对淫乱之态度耐人寻味,究其原因:政治、齐鲁之地东夷遗风、女子从政和社会方面的因此,在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使两国通婚依旧。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四川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族外婚姻情况研究

通过对四川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族外婚姻情况的调查研究,对尔苏藏人族外婚姻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文化程度和社会经济状况作了简单分析,并与族内婚姻情况进行比较,提出了影响族外婚姻的主要因素.通过调查找出了这些族外婚姻的下一代对于尔苏藏族文化的传承方面出现的问题.由当前影响族际通婚因素的变化情况,预测了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和面临的问题.     

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

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从全国范围来说,清初曾推行了提倡满汉通婚的政策,但未能大范围实施,随即转向了禁止满汉通婚的政策,即便如此,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对当地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论我国古代民族通婚的立法及其法文化的融合

民族通婚在中外历史上是常见的事实,它常常是某一民族文化形成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本文仅从中国历史上民族通婚的立法特点,以及民族通婚对中华法律文化形成的影响,概要申论,以期对当前的立法工作有可借鉴。 一、中国历史上民族通婚的立法特点 中国历史上有关民族通婚的立法,多见于唐、辽、金、元及清代。其立法特点有: (一)滞后立法 中国封建统治者少有积极主动地提倡和推行民族通婚,进行“超前立法”的;大多是在现实生活已有大量实例,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时,才以立法来调整民族间的婚姻关     

1947—49年回汉支队的建立和发展

回汉支队是我党为保卫边区,解放宁夏而组织的一支民族武装。解放战争期间,它战斗在陕、甘、宁、内蒙的边沿地区,在边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一、回汉支队诞生的历史背景 回汉支队正式成立于1947年1月,它是一支以宁夏籍干部战士为主、由回汉两个民     

鄂豫皖乡村回汉民族关系的现状

鄂豫皖乡村回汉民族关系的现状许宪隆４０多年来，鄂豫皖乡村回汉关系获得了健康的发展。民族团结是鄂豫皖乡村回汉关系的主流，是回汉两族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民族关系的具体表现，也是回汉群众民族觉悟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例证。同时，还是各地民委、...     

丽元通婚外交研究

13世纪60年代,丽元和平关系建立后,元朝意欲不战而得高丽一国,致使丽元外交交锋不断.1269年,高丽向蒙古提出王室联姻的请求.元朝联姻王室之余,又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高丽遂以尚公主与贡女为主要方式,与元朝皇亲国戚及政要显贵互通婚姻.丽元之间的通婚关系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历时悠久、意义重大等特点.丽元皆试图利用通婚之举,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使其具备外交性质.事实上,引人瞩目的丽元通婚外交的确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