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吴体"与江左风流

作为地理文化概念的"江左"以名士风流为内核,其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为"吴声""吴歌"之风.至于唐代,以对魏晋名士风流的延续和习慕为接引,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又将江左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北人如王维等亦时戏为吴语.杜甫之"吴体"创作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与个人际遇之产物,而以"吴体"名之既见其地域文化渊源,又有意别之于歌诗...     

蛇年趣赏蛇联

2013年为农历癸巳年,生肖排列属蛇,又称蛇年。在我国浩瀚的联海中,有不少嵌有＂蛇＂字的佳联妙对,蛇年赏蛇联,别有一番情趣。相传,古时有一学者满腹经纶,擅长以谜会友。一日,一好友登门拜访,学者脱口吟出一物谜联让友人猜,联曰：＂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青龙挂壁,身披万点金星。＂此联，     

邓小平反对唯生产力论的重要意义

一、不能将生产力决定论错解为＂唯生产力标准论＂和＂唯生产力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通过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大批＂唯生产力论＂。他们是把重视和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诬之为唯生产力论。宣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并以此理论为引导,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搞＂左＂的一套＂不断革命＂,用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粉碎＂四人帮＂后,理论界批判了他们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再论诸葛亮躬耕在南阳

要辨析诸葛亮的躬耕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南阳郡和南郡的行政划分,通过查阅史料发现,东汉时期的襄阳隶属于南郡而非南阳郡;二是南阳卧龙岗建祠时间最早,后世官方祭祀也以南阳卧龙岗为首选;三是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皆认同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四是南阳拥有优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这是诸葛亮选择躬耕于此的合理解释;五是《隆中对》的题名为后人所加,并不能成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的证据。由此,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更为科学、客观一些。     

“1962年的右倾”：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理论分歧

毛泽东所说的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根源于当时他们的理论分歧：以调整国民经济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左＂还是反右;允许、支持还是反对、制止农民群众搞包产到户;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还是维护、捍卫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东南亚苗学中“苗人”的“民族与族群”问题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或一些学者的译介作品里,许多学者往往居于本土的实际情况而以中国的＂民族＂标准去划分那些已经融入西方世界且发生变迁了的族群,从而把问题带向＂民族中心论＂的巨大误区。从＂民族与族群＂两者概念的关联以及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跨国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苗人＂群体,它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并且它们迁出之时,皆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因此,把他们称之为＂苗族＂,不大符合学理的推导。他们之中,不仅包含了自称为＂Hmong＂的支系,也有自称qa33nau24、mhu33等的群体,显然,用＂苗人＂这个概念也许更宽泛、更具包容性一些。此外,在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从属于不同国家,虽然在他者的构建中呈现出不同的认定,但在族源、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等一系列文化上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为我＂的自我认同。因此,＂族群＂的概念应该比＂民族＂更加适用于描述东南亚＂苗人＂的实际状况。     

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调和型自由主义”——以20世纪30年代的“再生派”为例

＂再生派＂是后五四时代自由知识分子中一支重要的势力,他们通过《再生》表达出的现代性方案具有明显的调和论色彩,又具有自由主义的基调。以＂再生派＂为切入点对＂调和型自由主义＂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可以打破思想史研究中笼统的＂贴标签＂做法,在研究内容上可以为当下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思想资源。     

论早期吴越审美文化中的江湖与剑道——以《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为例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东吴与江南美学的四个方面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从人文主义地理学观念来看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试论浙南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浙南华侨与海外侨胞一样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斗争。他们在侨居地组织爱国团体宣传抗日,积极募集抗战物资和资金,或与当地人民并肩作战,或奔赴祖国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给予了祖国抗战有力的精神和物质援助。     

乌喇忒部迁徙考

17世纪初,爱新国的强盛,内喀尔喀五部的降服,察哈尔部的西迁创造了阿鲁蒙古诸部向大兴安岭南麓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徙的条件。爱新国巧妙地利用时局条件,将阿鲁蒙古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安置在西拉木伦河流域,部署了反对察哈尔的防线。入清以后,为了防范外喀尔喀和卫拉特蒙古,清廷又将四子部落、乌喇忒以及茂明安等阿鲁蒙古部落整体迁徙到阴山一带,从而形成了清朝外藩内蒙古乌兰察布一盟。     

论屈原、杜甫文化精神之承变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屈原、杜甫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甚至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理想实现的途径 ,结果 ,依前圣的准则所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并为之献身的生命根基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屈原因怀疑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而著《天问》 ,最后以结束生命的形式来结束无法得到回答的思考和疑问。杜甫没有产生屈原似的彻底的怀疑精神 ,那些“止于忠孝”、“一饭未忘君”的作品却获得了爱国的意义 ,这是杜甫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屈大均诗歌的文化精神与美学品格

屈大均是清代岭南三大诗人之一。本文试图以文化学为视角审视屈大均诗与屈原、杜甫、李白诗在文化上、美学上的渊源关系,阐述屈大均诗歌表现出来的中华传统精神与美学品格。     

干支符号所代表的时空观

天干、地支作为中国传统历法中的纪时符号，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里，逐渐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至今还保留在农历之中，其原因在于国人对时空本质的认识。干支符号所代表的时空观与现代物理学相对论的时空观同义，干支符号的配合实际上就是一个动态的时空坐标系统。时、空本来是人认识宇宙并用来描述客观实在所用的语言要素，但国人这种传统的时空观是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五行等范畴及“天人合一”观密切联系的。为什么古老的干支符号所代表的时空观与相对论的时空观一致，很值得人们深思     

岑参漫游河朔考

天宝三栽岑参漫游河朔。是年早春,岑参从洛阳附近的孟津渡河北上,过邯郸、贝州、冀州,于初夏季节到达此次漫游的目的地——定州安喜。夏末秋初,岑参从安喜南返,路过井陉而至滑州。在滑州,岑参得到了李白、高适、杜甫宋州相会的消息,但当他急忙赶到宋州的时候,他们已经散去。岑参在宋中稍作停留后到匡城,由匡城到临河,而后黎阳、新乡。第二年春天回到了长安。     

奉家山瑶人遗址初探

清同治11年《新化县志》载"新化瑶民于明末死徙殆尽"。近年经过在瑶人寨遗址实地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证实:新化瑶人于清末民初仍然在新化的边远山区生活;新化王化以后,新化瑶民一部分被封建统治者杀害了,一部分陆续迁徙到岭南山区乃至东南亚、欧美等国,还有一部分与从外地迁徙来梅山定居的汉民同化了。     

口外诸厅的变迁与清代蒙古社会

清朝统一长城南北,为南北人口流动创造了客观前提。长城以北的内蒙古,由于移民不断进入、土地日益开垦,出现定居村落和新的行政建置,并兴起了城镇。该文以清代杀虎口外的内蒙古为时空范围,通过对农业经济、统治体制的发展变化以及城镇兴起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清代口外的巨大变化以及这一变化与地域、民间、官方之间的多方关系。     

试论浙江畲话和浙江吴语的关系

畲话与吴语是入迁浙江的畲民所说的“双语”。畲族语言不管它有多么“内敛”,在与居住地方言———吴语的长期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文章从语言内部的语音和词汇两大方面论述浙江畲话与浙江吴语的关系,说明语言之间的长期接触,会造成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冲刷态势,从而引起语言内部的深刻变化。     

人口规划目标“虚夸”成分的辨析——基于皖江城市带9市新一轮城乡发展规划目标的再分析

基于常态人口发展的继承性、连贯性,可确立皖江城市带合肥、芜湖等9市2020年户籍人口总量的上限;基于新一轮城乡规划中2020年人口规划目标,可直观地＂解析＂出同期外来常住人口总量的下限。然基于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外来人口等总量变动的常态性特征与内在相关性特征,适用＂归谬法＂可直观地解读出当前城乡发展规划中有关未来人口规划目标的＂虚夸＂成分,进而＂质疑＂新一轮城乡发展规划目标设立的理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