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四大花儿庙会的调查报告

青海花儿庙会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活动,集神圣的庙会信仰活动和极具狂欢性质的歌节为一体,并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和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从当前的存活现状来看,花儿庙会在流布、传承、展演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花儿庙会活动,体现着参与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样态.所以,本文选取青海境内能够集中体现花儿庙会特征的四大花儿庙会,运用人类学的视角,通过时空选择、花儿演唱、信仰行为、商贸活动等方面的描述,透视民众在选择、创造、享用、传承这一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民俗特征.     

说花儿唱花儿

花儿是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3个省区的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与音乐完美结合的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受汉、回、土、撒拉、东乡等族人民的喜爱。花儿的内容分抒情、叙事两大类。通常为独唱或对唱形式。花儿在青海又称“少年”,演唱称“漫少年”。花儿有许多曲调(群众叫会儿),青海普遍流行的有:“阿哥的白牡丹令”、“尕马儿令”、“水红花令”等。青海是花儿的海洋,每年6月前后,很多地方都举行盛大的“花     

花儿缘起之民俗学、人类学解析——以河州花儿为例

花儿作为一种民间文艺,也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花儿产生于西北高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是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花儿民歌的缘起进行民俗学、人类学层面的解析,进而展示花儿民歌的独特艺术魅力.     

政府主导下甘青“花儿”当前面临的主要传承困境及保护问题

笔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发现当前甘青两省的"花儿"传承在传承人、传承时间和传承空间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笔者针对其主要问题,就政府主导下如何保障民众参与权、保护整体文化生态、避免过度商业化、积极支持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等方面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花儿

回族是个相对沉默的民族:几乎无歌,花儿例外;几乎无琴,口弦子例外。像沉默的大山中的清泉溪涧一样,一歌一琴打破了这个民族的沉默,或者说是更衬托出这个民族的沉默。花儿是产生并流行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回族聚居地的一种山歌,又称"少年"。它是回汉等各族人民,用汉语歌唱的、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格律和歌唱方式都相当独特的一种山歌。回族花儿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受到的文化影响不同,形成了不同流派的艺术     

也谈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

“花儿”,是对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一类汉语民歌的统称。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间交往的不断发展,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柯先生在他的《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文(详见《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中,从花儿的产生、音调、语法结构、词汇、比兴手法等方面论述了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涉及了花儿的流行地区和民族等。然而拜读全文,觉得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现述拙见,恳请指正。     

《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在当代语境下,传唱千年的《格萨尔》史诗及其传承正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除了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和各种版本的书面文本并存外,还有格萨尔藏戏、格萨尔唐卡、格萨尔音乐、格萨尔石刻、格萨尔"朵日玛"、格萨尔漫画、格萨尔彩塑酥油花等等。在藏族民间,《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几乎影响了各种艺术门类。本文试图对《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征进行探讨和分析。从口头传说到书面文本再到传承形式的多样化,这不仅是选择、判断和再创造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结果,也传承了史诗蕴含的民间文化精神。当代语境下的史诗传承,也伴生着一种文化焦虑。现代性往往导致对经典的疏离和迷失,所以在纷繁复杂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淘洗锤炼、重铸经典,已经成为史诗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论甘肃“花儿”的演唱特征

在中国西北卓越多姿的民间音乐里,有一种音乐形态以它热情高亢的旋律、耐人寻味的曲词、变化多端的演唱方法而历久弥新,它就是被称作西北之魂的地域歌种——“花儿”.在历史车轮的前行中,“花儿”的发展也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流派.本文从甘肃“花儿”入手,了解“花儿”的起源和发展,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花儿”这一经久不衰的民间山歌是如何从山村田野步入学术大雅之堂的.     

文化交流视野中"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建构

作为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刘三姐"是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也由此从民间传说形态走向社会文化形态,成为广西文化、壮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代表,成为艺术和文化的精品."刘三姐"的"传歌"形式和内蕴使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流变性,也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共同性.这不仅成为"刘三姐"传承和延续的原因,也成为其发展、创新的动力,有利于"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建立和"刘三姐"文化的传播.     

苏平的花儿演唱艺术与西北花儿的传承保护

<正>西北花儿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西北人民历经千百年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优秀传统文化,仍然鲜活而广泛地存活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间,是有着无穷生命力的活态的精神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功能。同时,花儿是地处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文化的结晶,承载着多元、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地方性知识,彰显着区域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文化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     

论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

评价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从学术发展史角度,论其得失.纵观花儿学的研究史和接受史,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的研究贡献甚大,促进了花儿学的繁荣和学科体系的成熟.赵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五:1.提升了花儿学研究的高度,确立了花儿学研究的体例;2.确定了花儿起源的时代及传唱的民族；3.拓宽了花儿研究的领域,构建了花儿学的学科体系；4.丰富了花儿学研究的史料；5.指出了学界抢救和保护花儿的使命.     

花儿会:二元结构下的特定时空--试作花儿会上回族群众的角色转换的分析

回族群众在花儿会上,不同于日常世俗生活的表现说明,花儿会是回族社会生活中二元结构下的特定时空。在这个特定时空里,回族群众完成了角色转换,以弥合现实生活和精神心理上的矛盾。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同语境下的“民族主义”

本文认为 ,在当今中国人的观念以及汉语的文献包括相当多的学术著作中 ,被频繁使用的“民族主义”一词 ,实际上并不完全与西方文献中出现的“nationalism”的涵义相同 ,甚至有超出“nationalism”的本来内涵而被过于泛化应用的趋势 ,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该概念的理解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导致产生了一部分歧义 ,或把凡带有“ -ism”这个后缀的词语均简单对译为“主义”的后果之一。澄清藏在这种现象中的迷乱 ,从语境分析出发辨识其中的真相 ,将会有益于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也有利于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彼此进行互动。     

回鹘文契约中的"bil"与汉文契约中的"知"现象考

“当”组合为词。宋元时代契约中少见“承当” ,但有“成当” ,《会编》4 2 9《元至治二年 (1 3 2 2 )祁门县谢子英卖山地红契》载 :“其山未卖之先 ,即无家外人交易。如有家外占拦 ,并是出产人自行成 (承 )当 ,不干买主之事。”这个括号里的“承”也是注释者补的 ,其实 ,“承当”以及由“承”组合的“承值”、“承担”、“承管”等词多见于明清时代的契约中。在责任用字与句子结构方面 ,宋元契约与 9— 1 0世纪敦煌契约中的“知”套语的关系一脉相承 ,这一点自不待说 ,与敦煌出土的契约比较 ,宋元契约“知”套语中的条件从句的内容进一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