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政治思想述论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王闿运政治思想缺乏研究.虽然王闿运在政治上并非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总的来说,王闿运植根于封建思想文化土壤,盲目地排斥西方先进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反对创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改革政治制度,反对民主革命,是封建保守派绅士的典型代表.     

杨度第一次思想嬗变的原因探析

杨度在近代历史上以思想转变剧烈而著称。1900年以前,杨度主要受王闿运"帝王学"思维方法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维体系。杨度对中外关系和形势的认知都不脱其"帝王学"的思维体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纷杂苦恼的个人生活使杨度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他依据原有的"帝王学"的思想方法对战争形势、发展的判断与实际情况具有强烈反差。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其旧有的"帝王学"体系,促使杨度寻求新的知识体系和诠释方法以完善其原有的"帝王学"体系。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杨度完成其第一次思想嬗变。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凄婉、悲音、悲情、清艳——王闿运词学思想新探

作为一代经学大师、文坛巨匠,王闿运词学思想亦于常州词派独占坛坫之时另辟蹊径,以五代北宋词学为宗,选词尤为推崇五代李煜、宋代李清照等凄婉、悲音、悲情的词作,评词常以"清艳"为准的,回归五代词体观念。闿运词学思想的出现,可以唤起更多词人重新审视词体,跳出常州词派的束缚,回归词体发展初期。     

论王闿运的诗歌中的纵横家思想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王闿运既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全国著名的纵横家。“志之所之”“吟咏性情”的《湘绮楼诗集》记载了王闿运青少年、中年、晚年三个不同时期的纵横家思想和纵横家活动,并使王闿运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辨析

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湖湘诗派诗学革新论

近代社会之风云变幻激起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诗派于诗学的睿意革新。于诗论上,王闿运力去古文经学家论儒道之弊而先以"诗不论理,亦非载道"之言欲疗诗运宋学之病,后以新意之"情"冠于诗而得绮丽典雅之风。邓绎则越庄子自然之旨,以"诚情"入"自然",以"文化"而使诗人神感,不脱自然之情而有"六艺"之貌。于诗艺上,王闿运擅拟汉魏风骨而融合以绮丽古雅自成一家,他打破了自古文与质之限制而又能随意驾驭创新,诗坛为之一震。邓辅纶则打通动态之诗与静态之诗的局限,糅古直、绮丽于一体,所作之诗朴茂纤秾、肆醇潜悲,实为近代白话诗蒙太奇手法之雏形。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