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解放区文学的开拓者与超越者——丁玲与解放区文学

中国解放区文学作为完整的艺术形态 ,是从丁玲到达陕北后开始的。丁玲继承鲁迅开创的五四文学传统 ,将救亡与启蒙这一时代所赋予的双重使命融为一体 ,注入解放区文学的命脉中。她始终坚持救亡与启蒙的统一 ,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统一 ,这使她的创作既表现了鲜明的解放区文学的特点 ,又超越了后来在统一规范下所形成的解放区文学的某些基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作者认为 ,丁玲是解放区文学的开拓者与超越者     

丁玲创作主题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因此,作为现代文学发轫的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社会解放就成为其基本主题。丁玲是五四运动落潮期成长起来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女作家。她沐浴着五四运动的光辉,浸染着五四文学的精魄,她对五四文学精神有继承也有发展。文章将从个性解放、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三个方面来论述丁玲创作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

"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重启被一度"中断"的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而重识"五四"并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方式,为现代化提供可能的思想文化路径,就构成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共识。李泽厚发表于1986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可并占据某种"元叙事"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因其内在于这一新启蒙共识。这一点也为其后的知识产权论争所证明。李泽厚对"五四"的重识,对"启蒙"的重释,对"救亡"的重构,大抵以"文革"后党内重要决议为前提和限度而进行思想史重述,只不过更借重西方启蒙思想的资源,但其将"救亡"与"传统"或"封建"等负面价值相勾连,却"再生产"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革命"的方式。     

浅谈刘半农"五四"白话新诗创作的民间拓荒

"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者多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确立自身的启蒙价值立场,从启蒙的视角把"民间"作为文学的精神资源来推动新文学发展的进程.刘半农在"五四"白话新诗创作上的大胆拓荒,寻找到了民族诗歌发展的本源,开拓了"五四"白话诗歌的创作途径.     

也论"五四"的主题

“五四”的主题是政治挤压下的启蒙。“五四”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五四”落潮,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自身发展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必然的客观要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这有其发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脱离政治孤立地看待启蒙。     

也论“五四”的主题

“五四”的主题是政治挤压下的启蒙。“五四”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五四”落潮，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自身发展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必然的客观要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这有其发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脱离政治孤立地看待启蒙。     

在颂扬与抵抗之间——论老舍、丁玲抗战时期的"节烈"叙事

鼓吹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老舍信仰"国家至上",创作了颂扬女性殉国的节烈剧本,丁玲则承接"五四"的批判精神,在小说中表达了鲜明的反节烈立场.两位作家都遭遇了现代性的困惑,老舍的救亡热情难以协调节烈书写,丁玲的启蒙理想也难以抵御道德偏见.在颂扬与抵抗之间,映射出传统节烈观的现代变奏以及启蒙与救亡话语在现代中国复杂的发展变化态势.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从众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向

革命文学的兴起是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面对"革命文学"的浩大声势,"五四"启蒙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与转向.一批曾坚持文化启蒙、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转而选择了谋求大众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文学.3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历史变革紧密相关,但创作主体内在心理机制对这种转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众心理是30年代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