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社区建设的“新空间”与“新精神”

在对滕尼斯经典理论的重读和现代性的分析之后,文章认为,当下的社区从空间结构上分立为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因此,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必须摆脱仅仅重视地域共同体的倾向,要逐步拓展脱域共同体研究的"新空间";社区建设的目标要摆脱"传统共同体精神"的意蕴束缚,培育现代社区公民的"新共同体精神",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合作共同体: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区从传统的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阎共同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社区建设正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造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指明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合作共同体,引导村民过一种共同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     

治理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 ——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社区治理案例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实地社区治理案例考察,从共识、行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了新时代治理要求下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研究表明:社区共同体意识来自于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凝聚和引导,强调了共同体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共同体行动涉及共意性行动目标形成和整合效能,包括社区空间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下的合作平台搭建;社区共同体共治结构是共识达成和行动过程中社区主体间关系从树状分离向网状连接的转化.     

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传统乡村共同体,但这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当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乡村精神共同体为主的四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有效连接城市社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互动、一体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纵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社区共同体建设一直是学界重要研究议题。社区共同体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多主体广泛交往协作,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满足多样化诉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治理理论与社区共同体建设在意识—主体—关系三维度具有契合之处,为剖析共同体困境和探索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理论和方法视角。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设存在关系疏离化、自治虚置化以及社区碎片化等不足,需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赋权,强化社区“元治理”,从意识协同、主体协同以及关系协同三方面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     

留住社区记忆回归精神共同体

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曾说过：“社区硬件设施的建设是必要的,但软件更重要,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理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成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转型期的城市社区,亟需回归精神共同体,找寻和重拾社区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及相互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后文简称“两个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精神的基础上,为解决民族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而提出的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治理理念。“两个共同体”是中国智慧与世界思维、经验基础与理论升华、相互依存与双向互动的内在关系;“两个共同体”的构建和铸牢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梦与世界梦共筑等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价值意蕴。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理论建构

社会转型对城市社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笔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社区的实质是关系模式,社区建设的关键是社区共同体性质关系的培养。重建社区是应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通过社区建设对解构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以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两种形式存在,社区建设就是建设地域共同体。     

2013年中国社区发展报告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指居民委员会辖区;农村社区的范围,大多与建制村范围一致。中国杜区发展与社区建设相融合,社区建设是社区发展的必要途径,社区发展是社区建设的直接效果,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发扬互助合作精神,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和服务功能,整合社区各类资源,自力更生地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过程,目标是使城乡社区变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共同体建设中公共精神的六个维度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社区共同体建设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参与、责任担当、邻里和睦和诚信互惠的公共精神价值维度。其中民主法治是社区公共精神的制度保障，公平正义是社区公共精神的精神内核，社会参与是社区公共精神的力量源泉，责任担当是社区公共精神的价值灵魂，邻里和睦是社区公共精神的德性修养，诚信互惠是社区公共精神的伦理原则。     

气节砥砺：晚明文学家社群结盟进程中的精神洗礼

“气节”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并作为士阶层人格价值取向的道德标准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精神。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气”与“节”。晚明社群重视培养社群成员的“气节”品性是基于当时社会现实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明代万历中叶以后,阉人专权,朝政日趋腐败,东林君子在与阉党小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与顽强斗争精神成为士林表率,社群继承东林“气节”,成为与阉党小人斗争的主力,对社群文人立身处事具有很大影响。（二）社群重视对社群成员“气节”品性的培养还在于士风日下、世风日腐,这也是社群倡导“气节”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群重视士子“气节”品性的培养,社群成员之间也以气节相砥砺、气节成为社群文人立身处事的基本道德标准,在当时形成一种砥砺气节、注重士品的社会风气。这一时期文学家的思想心态既呈现复杂多样性,又呈现动态流变性。这一特殊文人心态的形成,与明清易代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以及随社会变化而性质发生变化的文人社群不能说没有关系,特别是社群文人群体多种形式的文学运作对他们的思想心态具有重要影响。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宁波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考察

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资本理论对构建和谐社区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第一,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第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社区人的社会需求和作为社区生命共同体的重视有利于减轻中国学界被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毒化过深的危险,纠正社区居民行为选择的过分理性化倾向,在社区治理研究中恢复人本主义精神。探索社会资本在宁波和谐社区构建中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加快城市社区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社区体育文化的思考

社区体育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括社区体育物质文化、体育制度文化和体育精神文化,具有整合沟通、心理凝聚、休闲健身和行为规范等功能。社区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促进社区文化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有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

目前,国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居委会的角色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根据法律和政策、政府职能理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自治组织的特点,政府和居委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分别扮演规制者、供给者、指导者和供给者、代言人、助手三重角色,但实际上,两者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以及居委会的资源约束和理性驱使。     

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体育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源泉。新时代民族体育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要以体育“本体性文化”和“内涵性文化”为基石,以共同的体育文化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回归与时代性折射为准则。通过寻找民族传统体育元素,重塑民族文化记忆;挖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凝聚民族文化精神;依托民族传统体育赛会,构筑民族文化生活;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加强民族传统体育交融,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整合民族传统体育成果,促进民族文化共享,进而实现新时代民族体育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现代启示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文化的民族,和谐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涵涉儒、道、墨、释等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挖掘、整理其经过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和谐基本精神、基本思想,无疑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社区矫正的概念及其性质新论

社区矫正的概念和性质问题,是决定能否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正确定位和能否科学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型犯罪矫正模式的基本问题。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矫正教育罪犯的新型矫正方式。社区矫正的性质并不是刑罚执行活动,而是对罪犯的管束保护或观察保护,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的性质。     

槟城潮帮的祭祀和戏剧

为了巩固潮侨关系,槟城的潮州会馆每逢节日向神明举行祭祀,献上戏剧,戏剧非潮剧不可。潮帮的组织和祭祀观念,在槟城或南洋华侨之中,与传统的中国宗族主义结合是最为突出的。综观南洋华侨诸帮相传的戏剧,潮剧是保留古老戏剧形式的独一无二的剧种。从槟城潮帮的祭祀活动与潮剧的演出,可以看出,第一,潮帮是特别尊重中国中原文化的族群;第二,潮帮内部组织是以宗族观念为核心的。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传统元素分析

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能摆脱同历史传统的联系,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应该是民族历史传统的自然言说,因此要想深入研究社区矫正制度,必须对它过去的发展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现代意义的社区矫正制度尽管起源于西方国家,但社区矫正在中国并不是纯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存在诸多与社区矫正有关的传统元素,其中＂礼法结合＂与＂和合思想＂是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文化基因,而罪犯习艺所、南京国民政府和红色革命根据地开放性行刑处遇则为中国当代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