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与牟宗三佛学思想的比较

唐君毅、牟宗三虽共同继承了熊十力的学术"衣钵",但在"智入而仁守"亦即"证悟本体"的路数上仍有较大差别,唐是"即工夫显本体",牟是"即本体即工夫";因此,唐君毅的著述目标是证成生命的真实存在,"道德理性"在其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牟宗三的哲学思辨始终围绕"两层存有论"展开。因有以上不同,唐、牟的佛教哲学思想也有很明显的差异。本文以唐、牟对"佛性"及圆教判别等问题的阐释为例,比较了二人的佛教哲学思想的不同,认为唐、牟都是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中完成了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哲学途径的"现代格义",整体上说,唐君毅的佛教哲学诠释与思想判析比牟宗三更为注重学术性。     

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

学界关于唐人王昌龄的"意境"说,一向歧义互见,争论不断.本文试从佛学角度加以解读,认为王昌龄"意境"说,是其"诗有三境"说之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而其"诗有三境"说,主要由熔裁佛学"三识性"而来.所谓"诗有三境",指诗有三种审美心灵品格与境界.从佛教美学角度分析,所谓"物境"、"情境",仅"物累"、"情累"而已.惟有"意境"作为"真"境,才是无悲无喜、无善无恶、无染无净、无死无生之空灵的一种"元美"境界,在本体上,"意境"趋转于空与无之际.     

佛教“空”义解析

"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在佛教"空"义演变的历史中,一些佛教学者对空的义理进行了不同的区分,其中以十八空最为著名,也最为重要。十八空说是对空的义理的系统分类和全面总结。佛教尤其是大乘空宗的"空"义具有多重内涵,具体可以从空性、空理、空境和空观四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在佛教的"空"论体系中,交织着诡辩与真理、糟粕与精华、偏见与智慧,"空"论在人类思辨认识史上实是独具华彩的篇章。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

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的研究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正、负两种模式各具特点,效果亦不相同。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张湛之“虚”与佛教之“空”

张湛《列子注》继承了玄学"有"和"无"关系问题的讨论,参同佛教之"空"以"虚"为"无",把"至虚"作为万有的宗主,建立了"贵虚"理论。其终极目的则是,神思凝寂、不为外扰以保全,忘怀解脱以入"至虚"之域,超越生死以达"水火可蹈"的类于佛教涅槃的境界。佛教通过对"空"的理解,否定现实客观物质世界,得出一切皆是虚幻的结论,目的是消除人们对于情世间和器世间的执著,从而解脱众生的烦恼。由此看来,佛教之"空"和张湛之"虚"在其哲学构建中处于相同的理论地位,起到相类似的作用,具有不可忽略的可比性。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

以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或重新叙述中国哲学,是一种比一般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一种反向格义。本体论这个译名使我们对西方的ontology产生了根本的误解。熊十力根据他的理解,认为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人类思想的普遍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术语的确是"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就反向格义的思想路数而言,牟宗三与其师如出一辙。反向格义的结果是,我们把被人已经彻底批判否定的东西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来接受,而西方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格义之学的兴衰及其佛学背景的演变

作为一种解经方法,格义用儒道经典中的概念来解释佛经术语,为佛教概念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但其在方便理解的同时也出现了背离佛教思想的倾向。随着道安等人提出的"附文求旨"的解经原则的确立,加上建立在《阿含》《毗昙》《般若》等经论之上的佛教概念体系的建立和佛教内在理解路径的畅通,格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逐渐淡出中国佛教的视野。     

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     

义解:移花接木--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

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典的理解与解释近乎一种文化"嫁接".最初的佛典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因而采用了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格义"的阐释方法.关于"格义"的使用年代与确切含义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考其精神实质,应是一种"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格义"方法充分证明了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阐释学原理.自东晋至隋唐,阐释佛教教义的"疏"、"论"大量出现,学术争鸣通过对佛典文本的阐释差异表现出来因对同一经典的不同阐释而形成派别,因对不同经典的阐释而形成各种师说,因对不同经典的尊崇与发挥而形成不同宗派.通过对<法华经>"方便"一词各种解说的考察,可发现中国佛教的经疏有四个特点,即阐释的附会性、扩展性、细密性、多元性.佛教义学的疏论,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范之一.     

助动词"会"的起源新探

现代汉语助动词"会"一表有能力做某事或善于做某事,一表可能性.一般认为后者是从前者发展来的,但从语言的发展看二者有不同的来源前者是由表"理解"义的动词"会"演变来的,时间是在晚唐五代;后者是从中古助动词"会"功能扩展而成的.中古助动词"会"起源于表"会合"义的动词"会",形成时间约在汉魏之际.     

中国佛教的"无情有性"说

佛教的"无情有性"是随着"佛性"概念而产生的重要思想.关于无情识之物是否有佛性的问题,在佛教中争议很大,争议的关节点在于怎样理解佛性这个概念.如果说佛性为根本觉性的话,无情自然不具有能动的觉性,因此没有觉知佛性,如果把佛性理解为真如理性,站在法性无二或一切唯识的角度,我与世界本是一体,则情与无情同具佛性.因此,无情是否有佛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佛性概念.     

以名表实而成知识——儒家知识论的一种合理研究进路

中西交通以来,正如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知识论亦成为一大问题,其中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知识”概念。若我们暂时悬置目前流行的“反向格义”的诸做法,秉持一种“以名表实而成知识”的“正向格义”思路,或许会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在名学即中国知识论的理解架构中,对儒家之“名”三重内涵的深入考察直接关涉儒家知识论的诸多议题。首先,名分义涉及儒家知识的来源,名分作为超越的原则包含了一切儒家的真知识和真观念;其次,名分义可以构成一种名分知识,而先秦儒家对名分知识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推论等问题均已有所思考和回应;最后,以名分知识为内核的道德知识与非道德知识的关系关乎儒家的现代化,而在这方面,对涉及儒家知识获取方式的名言义和名声义的审查有利于厘清其中的问题。总之,通过“名”的观念重新疏通儒家的知识论,不失为一条可行而合理的研究路径。     

《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

本文对《西游记》实际所涉及的佛教经目44种进行考证,认定其中与佛教经目全同者计19种,基本相同者计11种,无此佛教经目然与佛教有一定关系者计10种,查无所据者4种。这说明,《西游记》的作者并不是如鲁迅所说"尤未学佛",《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亦并非完全"荒唐无稽"。然作者亦不是虔诚佛教徒,其创作《西游记》亦并非有意宣传佛教。     

论“格义”手法在《般若经》中的运用

“格义”作为中国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第一种方法，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以“般若”典籍为例，说明早期“格义”手法在应用中的一些特点，既而阐述其最终的发展趋向。     

"空"的美学意蕴浅析

大乘佛教的般若空宗讲求＂空＂观万象,认为诸相＂无常＂、无＂自性＂,即是＂空＂。当然,这种＂空＂不是说外物是真的虚无或是要求人们彻底离开现象界,而是启悟众生保持清净本心,无须执著于现象表层和人生诸名利得失,脱离时空的具体环境限制,超越原先固定的意义,从而达到对万物、诸相的真如体悟。深入地分析,这样的＂空＂观智慧也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意义。通过对＂空＂的细致解读和深入分析,结论认为：＂空＂体现了主客圆融、感性直观的审美特质;＂空＂彰显了真幻相即、有无相生的艺术与审美的辩证法;＂空＂蕴涵着虚境纳物、澄怀味象的审美体验论。     

存在-超个人心理学视角下的佛教自我理论

佛教将精神对主体之"我"的体验和执着称为"我执"。通过对"无常"的禅观,禅修者发现不论是在身体意义上,还是在精神意义上,"我"的体验都是各种因缘构成的、刹那生灭的现象,因此人之存在本质为"空"("无我")。佛教正观"苦"、"空"、"无常"的禅修方式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超个人心理学特色——通过观察"无常",禅修者放弃精神各个层面对"假我"的执着,从而拥有了探索"真我"的可能,获得更大的选择自由。进一步,通过观察"无常"获得对"涅槃"真我的觉悟,领悟"无我"和"假我"的中道,破除对"我"的限定,开发生命更大的潜能。从"无常"到"无我"的禅观修行,恰恰构成一个完整而独具特色的存在-超个人意义上的心理治疗路线。     

从台湾红头小法格界看“格”的宗教功能

商、周时期的"格"字一义,经叶师舒宪综合前人之说,深入的探讨,认为"格"为巫师通神的媒介符号,巫自此沟通神人,也为天神下凡之阶,即天神降临之义.台湾红头小法在执行法术科仪的过程中,也有"格界"这一项仪式,法师在仪式中诵念"格界咒",咒中所叙述的意义与仪式的意函,即是请神降临,守护神圣的场域、庙宇、村庄聚落,安顿人心祈求平安的仪式过程.亦见"格"字天神降临之义,虽经历了三千余年,迄今仍然存在台湾的汉人文化"红头小法"之中.     

无诤与圆融——《维摩诘经》的核心义理及其对宗教对话的贡献

佛教从诞生之初,即面临着如何妥善处理宗教间的关系的问题.佛陀圆满地处理了种种复杂的关系,对今日的宗教对话仍有启发.本文试图以<维摩诘经>为中心探讨佛教(尤其大乘佛教)在宗教对话中表现出的两大特色:无诤与圆融,并进一步讨论佛教如何基于自身的理论特色在今日的全球宗教对话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文章认为实相(真理)是全体展现,世问存在的一切皆有其合理性,一种宗教只有既认识到自身和他者存在的合理性,才有可能趋近最高的善与实相.任何一种存在都既是作为终极意义上的全体,又是作为现实中的部分存在着,共同构成全体.同时,大乘空观可以理解为是对骄傲与固执,或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彻底的治疗.互即互入,这也是诸法平等,心、佛、众生平等的深义所在.这样一种理念--"不二"成为当代宗教对话的重要思想资源.最后,面对现代世俗社会的不舍理现象,如何塑造人生的意义、价值与生活目标,是各传统宗教、文化的主要课题.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各宗教之间的对话才有可实质性的展开,乃至发展出真诚的友谊.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传统的格义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术语,近代的反向格义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启蒙性、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反向格义却是研究性、专业性的,是主流的或正统的方法。对反向格义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和讨论。西方哲学概念的体系是对立二分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成对的概念体系有重要不同。将物质和精神、实然和应然的概念引入对老子之道的定义或解释,难免陷入困境。在用反向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术语时,对其困难和局限应该有自觉的意识和说明。此外也不妨尝试用描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哲学术语,从而避免以西方现成概念来对应中国哲学术语时方枘圆凿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