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重行不轻知的知行观

知行观上的先后轻重问题,朱熹通过阐明"行重知要"、增益"格物致知"、强调"致知力行不可偏废"等,继承二程且有重大发展,由二程的知本、知重而行不为轻,演绎发展成为力行为重、知不为轻,或者说行重知亦重的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理学儒学以修养工夫论为特色的知行理论.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从工夫到工夫论

“工夫”一词原是汉语中的一个普通语汇,魏晋时经由佛教、道教的使用和推广,开始具有一定的义理特性。宋以后的儒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理论化、系统化的义理阐述,彻底实现了“工夫”概念的义理化。经过宋明理学家精巧的理论建构之后,“工夫”概念升华为关于“工夫”的理论,今日学者习惯称之为“工夫论”,并视之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质之一。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从“工夫”到“工夫论”的发展历程。相信这对中国哲学的认知和中西哲学的比较将有所裨益。     

朱熹的践履方法和修养工夫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系统论证了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且论证了天理的实际内容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存心、格物和致知等道德修养工夫。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不仅与其本体哲学、人性双重和知行关系密切相关,而且服务于性命不一以及等级名分。这使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既有宋明理学的时代特征和共性,又有迥异于其他理学家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论朱熹对张载读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宋儒中,朱熹惟独对张载的为学工夫尤其是读书思想最为推崇。他对张载所提揭的“维持此心”、“去旧来新”、“平易其心”、“熟读成诵”诸义均有所继承和发展。这不仅与朱熹为学的坚苦工夫历程有关,而且与他视读书为穷理之一事的思想、为救时学之弊的卫道之心相契合。     

修养工夫与经典阐释--朱熹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的阐释思想一方面承认包括偏见在内的种种理解之蔽是阐释者的存在方式,不可能由阐释主体完全意识与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长期自觉的修养工夫可以提升阐释主体的存在方式,从而逐渐去除理解之蔽.将修养论与阐释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贯传统,为解决阐释学理论中偏见的地位与性质、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思路.     

《学》《庸》工夫论概观

儒学的根本在工夫.《学》《庸》工夫论从主张修身之必要到一切人皆以修身为本的变化,说明工夫既是道德也是政治伦理的内容.诚之既包括主体对善的自觉,也包括明善之后诚身的实践;诚意虽内在地包含着慎独和毋自欺,但它还不仅包括传统儒家理解的意向的真切不妄,而且包括往往被忽略的意识的真实可靠.中庸之道和大学之道虽各有自己的结构和内容,而它们本质上仍是以近道为工夫论的基本特点.三纲领八条目作为无穷尽的工夫过程是“近道”思想的根据.近道思想是儒者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表现.     

清治以后台湾朱子学的兴起

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明郑时期的反清思想,致力于提倡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朱子学,以达到移风易俗、巩固清朝在台湾统治的目的。在朝廷倡导和闽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学校教育,朱子学迅速在福建得到复兴并向台湾传播,在康熙至乾隆时期成为台湾儒学的主流,并对台湾社会文化和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

朱熹创立的格物说 ,丰富了中国哲学史 ,它成功地把天下万物众理归结为一个理。这个理包括自然之理 ,也包括人心之理 ,从而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以“格物”作为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作为内圣外王的起点 ,对满足中国古代分散的小农经济社会的需要 ,对多民族的我国形成坚固的文化共同体 ,有着重要的影响     

冯友兰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

冯友兰先生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修养方法(求觉解、敬与集义)、新理学方法(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哲学史研究方法(抽象继承法).其新理学方法主要是指求觉解的方法,或者说是使人得到最高的天地境界的方法,不包括<新原人> 中所说的使人常住于道德和天地境界的敬与集义.冯先生方法论受到朱熹工夫论的深刻影响.     

朱熹与李滉之诗论、诗风联姻关系考

朱熹与李的诗论立足于文从道出的本源观,共同追求从道心中自然发溢出来的平淡自摄、但求适怀的艺术风格,因此特别强调心地的修养工夫,以居敬穷理为作诗的基础。     

朱熹理学的传播与徽州和谐社会的建构

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得到传播与实践,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理学的精义通过教育得以传播并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思想学说必然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朱熹与朝鲜李Huang之汉诗创作联烟关系考

朱熹与李滉的诗歌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大多流露在各自的以武夷山和陶山为背景的山水诗和以梅竹为对象的咏 物诗中,两人的很多诗以说理为主,但理趣和谐,达到了相互交融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