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重行不轻知的知行观

知行观上的先后轻重问题,朱熹通过阐明"行重知要"、增益"格物致知"、强调"致知力行不可偏废"等,继承二程且有重大发展,由二程的知本、知重而行不为轻,演绎发展成为力行为重、知不为轻,或者说行重知亦重的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理学儒学以修养工夫论为特色的知行理论.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从工夫到工夫论

“工夫”一词原是汉语中的一个普通语汇,魏晋时经由佛教、道教的使用和推广,开始具有一定的义理特性。宋以后的儒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理论化、系统化的义理阐述,彻底实现了“工夫”概念的义理化。经过宋明理学家精巧的理论建构之后,“工夫”概念升华为关于“工夫”的理论,今日学者习惯称之为“工夫论”,并视之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质之一。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从“工夫”到“工夫论”的发展历程。相信这对中国哲学的认知和中西哲学的比较将有所裨益。     

朱熹的践履方法和修养工夫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系统论证了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且论证了天理的实际内容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存心、格物和致知等道德修养工夫。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不仅与其本体哲学、人性双重和知行关系密切相关,而且服务于性命不一以及等级名分。这使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既有宋明理学的时代特征和共性,又有迥异于其他理学家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论朱熹对张载读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宋儒中,朱熹惟独对张载的为学工夫尤其是读书思想最为推崇。他对张载所提揭的“维持此心”、“去旧来新”、“平易其心”、“熟读成诵”诸义均有所继承和发展。这不仅与朱熹为学的坚苦工夫历程有关,而且与他视读书为穷理之一事的思想、为救时学之弊的卫道之心相契合。     

修养工夫与经典阐释--朱熹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的阐释思想一方面承认包括偏见在内的种种理解之蔽是阐释者的存在方式,不可能由阐释主体完全意识与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长期自觉的修养工夫可以提升阐释主体的存在方式,从而逐渐去除理解之蔽.将修养论与阐释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贯传统,为解决阐释学理论中偏见的地位与性质、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思路.     

朱熹《孟子序说》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首引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文,可谓"知人论世"之必要铺垫;次引韩愈言论,重在揭示孟子辟杨、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再引二程言论,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养气论的价值;最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佛、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清治以后台湾朱子学的兴起

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明郑时期的反清思想,致力于提倡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朱子学,以达到移风易俗、巩固清朝在台湾统治的目的。在朝廷倡导和闽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学校教育,朱子学迅速在福建得到复兴并向台湾传播,在康熙至乾隆时期成为台湾儒学的主流,并对台湾社会文化和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

朱熹创立的格物说 ,丰富了中国哲学史 ,它成功地把天下万物众理归结为一个理。这个理包括自然之理 ,也包括人心之理 ,从而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以“格物”作为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作为内圣外王的起点 ,对满足中国古代分散的小农经济社会的需要 ,对多民族的我国形成坚固的文化共同体 ,有着重要的影响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道德

在早期儒家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基础上,朱熹更为系统和精密地对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在重视和突出了知识意义及其独立性的同时,指出了知识是道德的必要前提,也强调了道德对知识的范导意义与知识的道德指向。     

论持敬在朱熹心性修养中的作用

持敬是朱熹心性修养的根本工夫。朱熹从敬之作用的角度把敬界定为“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本文从“涵养须用敬”和“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两方面, 对敬之作用进行了论述。     

冯友兰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

冯友兰先生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修养方法("求觉解"、"敬与集义")、新理学方法("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哲学史研究方法("抽象继承法").其新理学方法主要是指求觉解的方法,或者说是使人得到最高的天地境界的方法,不包括<新原人> 中所说的使人常住于道德和天地境界的"敬与集义".冯先生方法论受到朱熹工夫论的深刻影响.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