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信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路径差异的实证研究

网络反腐和制度反腐这两种腐败治理模式产生的信息传播结构差异会对政治信任产生不同影响。基于中纪委网站228个腐败官员的案例研究和对400个学生进行的实验比较发现:一是网上流传落马官员相关信息排名前四的指标是贪腐金额、情妇、家人共同犯罪、保护伞;二是落马官员所在单位层级、职务级别越高,网络上流传上述四项信息的概率也越大,政府单位落马官员较之于企事业单位的落马官员,流传上述信息的概率更大,相对于制度反腐,因网络反腐落马的官员,流传上述信息的概率也更大;三是网络信息的真实程度普遍较低,同时,网络反腐倾向于夸大落马官员的腐败情况,在信息的真实性上低于制度反腐;四,虚假信息对学生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我们将互联网中反腐信息的真实情况反馈给测试对象时,测试对象的政治信任都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适度边界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反腐倡廉的新方式,它一方面强化了对政府官员个人权力的监督制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侵犯政府官员民事权利特别是隐私权的法律风险.在网络反腐中,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且有利于化解隐私权与知情权及监督权的冲突.但基于政府官员的特定身份,其隐私权保护应定位于公共利益除外标准,坚持适度保护原则,合理划定保护范围.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中的权利冲突

本文在对商业秘密保护中的权利冲突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助法经济学和法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冲突的解决问题.在坚持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尊重社会主导价值观和社会总体利益,贯彻共同抑制标准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来寻找权利保护的临界点和平衡点,从而解决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重大权利冲突.     

网络监督体系化研究——以网络反腐法治化为切入点

近些年,以网络反腐为代表的网络监督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从周久耕、杨达才、雷政富、刘铁男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四名法官,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令人鼓舞,网络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平台。与传统和体制内的反腐路径相比,网络反腐有其独特优势;但网络反腐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加强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对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网络反腐的潜在威力才能更好地取得实效。依托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推进,网络监督的体系化势在必行,网络监督体系化的路径选择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络反腐视角下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不仅能够加强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情权,而且有利于政府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树立廉洁形象,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政府机构信息公开意识淡薄,对网络反腐存在抵触心理;政府机构滥用自由裁量权,垄断网络信息资源;信息公开质量不高,形式主义严重;政府网站建设存在不足,公开内容和方式需要完善等。为保证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的有效实施,应加快网络反腐立法建设、推行官员财产网上公开、加强政府网站平台建设、积极开通政府微博、不断改进网络发言人公开方式,从而推进网络反腐的进程。     

社会转型期下的农民工权利保护——以一则工伤案例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各类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冲突和矛盾。而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在这一转型期内显得尤为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可见,农民工权利保护已经成为深化改革、促进转型的重要方面。本文从笔者接触到的一则工伤案例谈起,分析社会转型期下农民工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寻求具有可行性的保护对策。     

隐私权利已经终结?——以美国互联网法律为例的考察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手段迎合并激发了人类不知满足的信息渴求.人们的隐私权利保护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和困难.本文以具有示范意义的美国互联网立法为例,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政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从我国网络立法的角度分析其可资借鉴之处.     

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和知识产权相关法的冲突与统一

本文论述了图书馆的网络信息服务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的冲突,探讨、分析了将图书馆的网络信息服务统一到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许可范围的可行性及方法。     

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和知识产权相关法的冲突与统一

本文论述了图书馆的网络信息服务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的冲突,探讨、分析了将图书馆的网络信息服务统一到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许可范围的可行性及方法.     

个人信息开发利用与人格权保护之衡平——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宗旨

个人信息是信息社会的基本资源.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在信息经济背景下,商业机构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势不可挡.波斯纳的隐私经济学理论是反对保护个人信息的最强有力的声音.社会对个人信息二次利用的态度决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宗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宗旨在维系信息社会个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人格权保护之衡平--在保障人格权不受非法侵害的前提下,促进个人信息资源的合法利用.     

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络与政治权力

不可否认,当今社会正处在信息时代,作为信息资源重要平台的互联网络,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响到政治生活、政治权力。分析研究信息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络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既为政府正确引导和发展互联网络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政府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应对互联网络的负面效应提供了新思路。     

“信息”与知识产权对象

"信息"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信息不应是信息论意义上的信息,而应是控制论意义上的信息,即具有"同型结构+意义"双重结构.这有其法学上的规范意义.具备"源于人、有价值、法定性"条件的信息即可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     

患者隐私权:自己决定权与个人信息控制权

当今隐私权向两个方向发展:自已决定权和个人信息控制权.侵犯患者隐私权,在我国医患关系中时常发生.我国法律虽有保护患者隐私的规定,但至今还欠缺患者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明确规定.国际经合组织发布的理事会劝告八原则,对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患者隐私权以及患者的自己决定权和患者个人资料控制权均为患者的人格权,建议在未来的人格权立法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权利冲突：一个值得重视的法律问题——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法律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法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司法审判中、行政执法中和日常生活中。本文作者运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对司法审判中、行政执法中和日常生活中有关权利冲突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典型案例涉及到国家财产权和个人人身安全权的冲突,抱养弃婴行为与亲子抚养权的冲突,公民储蓄权与银行执法权的冲突,等等。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存在着的一些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如法律和道德的冲突,情、理、法之间的冲突,执法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冲突,等等),以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寻求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和途径。     

个人信息保护视阈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规制路径探究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规定,缓解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无具体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实施导致多方利害关系失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究其根本在于制度衔接不畅与法律规定滞后。文章从制度设计目的出发,结合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实践,探讨如何有效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权利(力)冲突、规则之弊等现实问题。引入比例原则,以相对人个人信息权益保障来确定个性化公开标准,化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矛盾。     

个人信息转移权客体范围和实现方式的反思与修正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信息转移权,该权被赋予促进个人信息流通、打破数据平台垄断的期待。然而,作为新兴权利的个人信息转移权在实践中面临着客体范围模糊、操作性不强等主要问题,这导致个人信息转移权落地困难。在剖析困境成因、比较域外立法经验和反思实践成效的基础上,建议将直接数据和部分观察数据纳入个人信息转移权客体范畴,确定差异化数据传输要求,以期实现个人信息转移权的多重效能。     

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权利基础

美国信息隐私法以隐私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而德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人格权为基础。我国法上隐私权的内涵与美国法上的隐私权不同,是人格权的一种。因此,美国个人信息上的隐私权保护模式不适合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所有体现于个人信息之上的人格利益,我国立法应以人格权为基础构建个人信息权利体系。     

技术中立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的适用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信息的传播方式,相伴而来的大量版权侵权行为往往披着“技术中立”的外衣更具迷惑性.对比技术中立原则的域外立法实践,我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适用技术中立原则存在着诸多局限,如认定侵权标准单一、帮助侵权的责任未细分、替代责任未规定、利益与负担不均衡等问题.应当明确技术中立原则适用的指导思想,不断完善侵权责任认定规则,平衡因网络技术发展而引发的互联网领域的利益冲突.     

当前我国伤残农民工维权障碍因素及维权路径探析

农民工是我国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而催生出的一个群体,他们在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因工伤残甚至付出生命的风险.目前,我国有关工伤保险的法律制度日益完善,而工伤事故却频繁发生,这充分表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并未在根本上得到保护.为此,必须加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政府的法制伦理建设和企业的伦理责任建设,清除农民工维权的制度障碍和人为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