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的墨学研究

作者认为,侯外庐的墨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作者指出,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从儒、墨比较入手梳理研究先秦墨学,对墨家思想学说作高度的概括,抽象出阶级论、天道观、知识论、逻辑学这样几个思想内涵,把墨学"十论"纳入其中系统来考察研究。     

侯外庐先生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中的卓越贡献

侯外庐先生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中的卓越贡献杨生民侯外庐先生是中国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之一，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现仅就侯先生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谈一些意见、体会，谨以纪念。我学习侯先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上的理论，是从１...     

关于侯外庐先生论《管子·白心》等篇著者问题的一次谈话

关于侯外庐先生论《管子·白心》等篇著者问题的一次谈话孙开泰我在侯外庐先生主持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了３０年，主要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１９７９年５月４日下午，我去侯先生家（方家胡同），向他请教关于先秦思想史的一些问题。当时侯先生看了拙文《杨朱思...     

《侯外庐先生学谱》简介

《侯外庐先生学谱》（杜运辉著）于2013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侯外庐先生（1903—1987）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化大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孟祥才侯外庐（１９０３──１９８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生前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一级研究员。先生于１９０３年２月６日生于山西省平遥县。五四运动时，在山西河汾中学读书，他接受...     

试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才能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科学的历史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已为我国历史学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先驱是李大钊。他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史学要论》等论著,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提出运用唯物史观改造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计划和设想,但没有来得及实现,就被北洋军阀以“阴谋分子”的罪名逮捕杀害了。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相继而起,以唯物史观作为武器,研究、整理中国历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先秦民主论——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中心

20世纪前期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先秦民主思想做了深入研究。他们结合具体社会构造和社会关系阐释先秦民主思想，其阐释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人的发现、天民合一、赋民权利。在探讨先秦民主思想产生的根源时，郭沫若立足于人民解放视角，吕振羽以阶级斗争作为维度，侯外庐主要从土地私有的显族历史进行说明。他们既肯定先秦民主思想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和批判，又揭示其脱离时代的空想和局限。他们开创了先秦民主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但也存在不足。     

关于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的思考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和核心,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的本质之所在。如果说,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话,那么,列宁逝世后,唯物史观面临的主要危险则是来自唯心史观的种种挑战。把握唯物史观的真精神,就要理解总体决定、阶段决定和经济关系决定这三个层面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把经济关系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看作透视其他一切历史现象的最根本的参照系。     

关于“努力”的词性

“努力”一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推广处编的《普遍话三千常用词表》把它看作是“形容人的品性、行为的”形容词,冯志纯、周行健二位先生主编的《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也把它看作形容词,而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却把它看作动词。可见“努力”一词的词性,有些语法专家的意见也     

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

侯外庐的中国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运用的重要成果。侯外庐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包括历史、宗教和社会三个维度,三者分别体现出他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性思考、结构性思考和现实性思考,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反映出侯外庐自觉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解决中国学术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关切。这些研究观点和方法论有助于我们从学术研究角度明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范式”的建设途径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赵复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意义和贡献

赵复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意义和贡献魏崇武赵复是蒙元初期重要的文化人物。中国理学史、教育史等著作，都把赵复当作元代理学、教育的开山之祖，专门加以介绍，但又因资料太少而语焉不详。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对赵复生卒年的考辨还出现了不少的错误。这里存在一...     

对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理论界始终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经典表述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近年来,哲学界对社会主体的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并挖掘出过去被忽略和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方面的大量深刻思想,但由于在“基本思想”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因而很难从总体上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现行理论体系之中。为解决这一矛盾,近年来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大多数都开始把劳动范畴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起点,把社会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反对教条主义罗宗荣，龚自德，江红英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教条主义的首倡者印楷模．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共产国际、苏联党和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的实际相结...     

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

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长期遭到非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指责普列汉诺夫把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是人的心理的反映,而不把它们看作是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本文试图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说明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学说是唯物史观的具体化,是人类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关系的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     

普列汉诺夫对俄国历史进程相对特殊性的研究

历史规律与历史进程相互关系的思想显示了普列汉诺夫一贯具有的历史感和创新性,他所进行的俄国历史进程相对特殊性研究为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非西欧地区的历史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其关于俄国历史进程相对特殊性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俄国历史研究中难能可贵的探索.     

历史学不要放弃研究现实

这次史学功能理论研讨会的第二个问题叫做“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这种提法的隐意就是历史学不应该研究现实。因为，所谓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无非是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或是反过来探讨现实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这种关系实际上等于把现实排除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外。事实上，传统史学把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时间向度上限定为过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它不仅误解了历史一词的确切含义，也贬低了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与目的。我认为，历史学不应仅仅研究过去，还应研究现实。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说，人类社会…     

“现实的个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社会的发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是在个人的活动中实现的,因此,研究个人的活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有助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自己的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唯心史观的研究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研究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正>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须从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0年春,唯物史观在中国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段时间可以被看作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时期。这段时间,我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唯物史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传播唯物史观的不仅有李大钊这样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有力图改变中国面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胡汉民;传播唯物史观的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典范与方法:侯外庐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侯外庐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而言,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曾经长期发生重要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个脉络之中来考察侯外庐是否合适?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关于侯外庐的讨论是切题的还是不相干的?第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第三,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如何流行的?那种典范与方法是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之后的结果?抑或对于侯外庐自己来说,这种典范与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学术发展的结果?第四,对于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最近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否还有其相关性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