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起源诸说辩析

商族起源是殷商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司马迁以来大约有过西方说(分商洛说与杜亳说)、晋南说、东方说(南亳说与北亳说)、河北说(含漳河说)、辽西说(幽燕说)5种大相径庭的观点。本文对每一观点进行辩析。 商族源于西方是最古老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不过司马迁只说汤来自西方而没有说清西方何处。东汉郑玄注曰:“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但是许慎《说文解字》却认为亳在“京兆杜陵”,徐广也持同样见解,清代学者俞正燮更力主此说。因此,在西方说中实质包含了商洛说与杜亳说两种观点。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走出象牙之塔,重返历史之流——略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最早是1986年由张隆溪介绍到中国来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他认为解构主义不容易讲清楚,其原因在于它本身就不清楚,或者说它本身就反对清楚。此说一出,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之上就仿佛笼罩上层层魔障妖雾,令人望而怯步。即便后来国内偶有人谈及,也都离不开“晦奥艰深”、“文风艰涩”、“繁琐枯燥”等字眼。有人干脆直截了当地说:“解构文本对不惯此道的一般读者,几乎无异于天书。” 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美国文学批评家大卫·诺维兹就认为:“要想阐明解构主义的实质是非常困难的,要想阐明解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则难上加难。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内部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根本就没     

“人类心灵的指路碑”——论批评家

<正> 文学史家称赞文艺批评家是“人类心灵的指路碑”,和作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样,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人们常常认为批评家首先是思想家,同时又是艺术家、科学家,要求批评家既当学者,又要当诗人.从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研究和评价艺术的科学来看,这种需要也并非苟刻,因为这是文艺批评的性质和任务所要求的.许多优秀的杰出的批评家都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榜样.当然,要求批评家既精通评论,又熟谱创作;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有些作家认为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就象树上的木耳和树木的关系一样,完全是靠吸收植物的营养来过日子的,实际是把批评家看作作家的附庸.这显然是一种偏见.美国叶芝说:“没有文艺批评家作为保护人和解释者,伟大的艺术就无从产生.”16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文艺复兴时代,伦敦的文坛与戏剧界都十分活跃.有个名叫高森者却大肆攻击戏剧,旁及文学,认为都是诲淫诲盗的毒物.他把他写的挑战性的小册子献给西德尼.为此西德尼写了《为诗申     

话说作品的容量

(一) 歌德赞扬莎士比亚,用过这样一句话:“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坛上的一位“巨人”,他的著作虽丰,但具体算来,《莎士比亚全集》也不过十一卷,怎么称作“说不尽”呢?“说不尽”者,系指其作品所蕴蓄的内含无限广阔、深邃、丰富、伟大,讲不完、挖不尽。     

西方现代小说的开拓者——詹姆斯——纪念詹姆斯逝世80周年

享利·詹姆斯是一位素有争议性的作家.首先是他的归属问题,英国文学史将他列为英国小说家,美国文学史却将他列为美国小说家.更突出的分歧是表现在对他的小说创作的基本评价上.有的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反映的生活面“太偏窄”,“根本谈不上是对生活真实的反映”;有的批评家甚至说他小说中的人物“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碰不到的人”;还有人指责他的作品文风雕琢造作、情节进展缓慢、辞句冗长繁琐,常使读者“厌烦到不愿拜读的地步”.但他的创作也得到过当时的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屠格涅夫等人的关注和赞赏,更为后世的一些欧美作家、批评家所推崇.不少美国当代评论家都认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是革新小说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先驱,是西方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之一;一些英国学者和批评家则认为,他是可以与狄更斯相媲美的“文学大师”;更有人提出:“在英语世界里,我们还能找到谁在小说艺术的成就上能够超过他?”人们对詹姆斯如此关注,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的评价又如此悬殊,可见他并非一位寻常的作家.与同时代其他一些欧美作家相比,詹姆斯确有他种种独特之处.如:他虽出生在美国本土,但他却没有扎根于本国土壤,做一个“马克·吐温式”的地道的美国作家;他素来对欧洲文化传统和欧洲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     

意境:典型现代重构的参照

“意境”作为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是对中国文学审美特性的最高概括。“典型”则可说是西方诗学中关于人物形象及“性格”理论的核心范畴,在西方文论的现代转向之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从积极与消极方面对我国现当代文论与批评也产生过极大影响。我国文论界许多学者,一般都是将这两个文艺学范畴当作等价的平行的范畴来看待的。李泽厚先生早在60年代初就较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诗画(特别是抒情诗、风景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其基本内容却是相同的”。稍后,有的学者更明确主张:西方叙事性文学主要是塑造典型,因而在美学上相应地发展了典型的理论;而中国的文学主要是抒情性的,因而在美学上相应地注重艺术意境的理论。并以此来概括中西文学各自的基本精神及特征。不言而喻,在许多人心目中,意境与典型是可以互相等同的两个平衡范畴。     

谈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

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梁启超《新民说》伦理思想初探

《新民说》一书,是梁启超伦理思想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据他自己所说:“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饮冰室自由书·说悔》)这就是说,新民之说渊源于《大学》。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断定《新民说》就纯粹是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实际上,梁启超以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对《大学》的新民之说进行了改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从《新民说》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而且由于梁启超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各派的伦理学说,这就使他的伦理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評“类型性格”說——与应汉光同志商榷

应汉光同志的两篇论文,对典型问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共同性格”卽所谓“类型性格”,并且认为这种“类型性格是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是从个性到阶级性的中间环节或中间因素”。尽管他一再声明所谓“类型性格大于阶级而不超阶级”,但从他的具体论述看来,我们仍然觉得,所谓“类型性格”云云,不过是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与阶级观点直接相违背。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下面,我们就应文中的几个主要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应汉光同志的“类型性格”说,是以所谓“事物的本质不止一个”为哲学根据     

机关运行效率四议

“创简平肿”定律 首先从机构臃肿、冗编太多说起。这是一个令人费解、颇难解决的“老大难”。它结出两大苦果:一个是懒汉,一个是官僚主义者;产生五大弊病:一曰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二曰体制上的官僚主义,三曰组织上的“家长”主义,四曰作风上的形式主义,五曰人际上的“关系”主义,“主人”批评自己的“公仆”机关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此颠倒,谈何活力!谈何效率!谈何为人民服务宗旨之落实!人们说:即使一个锋芒毕露的实干家,一朝步入“官场”,不出三年,管保棱角磨光,变得圆滑起来。“官场”     

反对阿Q典型性研究中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者歪曲鲁迅先生所创造的不朽典型——阿 Q,用它来作为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据。修正主义及一切资产阶级学者都在阿 Q 典型性研究中贩卖过私货,现在我们又在蒋孔阳先生的“谈谈阿 Q的典型性问题”(载学术月刊八月号)一文中看到了这种东西。对蒋先生的论点我们表示不能同意,特别是,这种论点代表着前一时期典型问题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因之,我们认为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蒋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出两点:一、阿 Q 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他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够仅只从阿 Q 的性格当中,概括和抽象出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特点,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阿 Q 是什么典型’”。二、他认为“讨论阿 Q 的典型性问题,还应该把典型性格与阶级性格分开。”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反对简单化的贴标(?)的办法,应该看到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艺术形象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性格本身不管如何丰富和复杂,它仍有基本的一面;艺术形象的个性特征总是和他的阶级性密切结合的,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这基本的方面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说:这是某某典型。决不能因为性格的复杂性就否认有认识典型基本倾向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典型论中的自然主义和认识论中的不可知论、绝对相对论。     

《论语》“子欲居九夷”确解

<正> 《论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罕》)又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此二节似应合并综合考察,因为所说的内容均为孔子“干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钩用”(《庄子·夭运》)后的牢骚语。虽不必真的就立刻启程,但所言去向必非泛语,则是显然的。九夷,一般释以“东方的夷有九种,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四书白话注解》上册八九页),此说源于汉朝马融。马融释《论语》“九夷”,即云:“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九种夷的名称,则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后汉书》在列举九夷之名后,亦言:“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究其实际,此说大可商榷。第一,九夷分布范围极广。古华夏族团视四周的少数部族,均称之为“夷”,并不限于东方各族。如畎夷显即西方的犬戎。《汉书·匈奴列传》:“周     

王仙芝起义年代辨正

以王仙芝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其究竟发生于何时的问题,长期来史书记载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三: 一曰乾符元年说; 二曰乾符二年说; 三曰乾符中说。以上三说,孰是孰非?且辨析如下。第一种主“乾符元年”说的是《资治通鉴》和《平巢事迹考》。但此二书均为宋人著作。他们距王仙芝起义,相差二百余年,撰书时,虽有一定材料依据,但未必确凿可靠。《通鉴考异》卷二三曰:“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     

试论中国艺术典型理论的典型性格创造

“同而不同处有辨” ,“此子宜置丘壑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底蕴 ,它们揭示了典型性格创造的基本法则和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 ,对我国文艺实践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它们有自己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而系统的理论话语 ,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更是值得重视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五行说的起源及其演变(中国哲学史纲中之一章)

五行说本来包含有两种因素:一种是五方说,一种是五材说。无论那一种说法,最初全是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带有素樸唯物主义色彩的早期科学宸降墓勰钤谝笊桃丫弑?胡厚宜教授於此曾有论述道: 今按:……殷代确有五方之观念,则可由卜辞证之,如帝乙帝辛时卜辞有曰: 己巳王卜贞囹岁商受?,王?曰?。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粹九○七) 此卜商与东南西北四方受年之辞也。“商”者亦称“中商”,如武丁时卜辞曰: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前八、一○、三) 口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佚三四八)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谈楚令

令、周令及其变化令,是先秦时期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和范畴。《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曰:“教之《令》,使访物官。”韦昭注曰:“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甚确。《说文》“令,发号也”。段玉裁注曰:“‘号部’曰:号者,呼也。‘口部’曰:呼者,号也。发号者,发其号呼以使人也,是曰令。‘人部’曰:使者,令也。义相转注,引伸为律令、为时令。”令与命音义相通,《说文》“命,使也,从口令。”段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据此,是命、令同义,初指口之使人,以后则主     

“批评”三题

艺术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冲突是老话题了,几乎跟批评与艺术本身的历史一样“老”。因而才有如“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之类的佳话,被屡说不厌,更证实着“冲突”的普遍性与“和合”的稀有。足以和武断“蛮横”的批评媲美的,是创作者对于批评者的轻蔑态度。1910年一批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在米兰签署的《未来主义画家宣言》中赫然写着:“艺术批评家是无用的或有害的。”陀思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