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时期广州的人口迁移

广州在日伪统治下的将近七年时间里，受连绵战火与自然灾害的交替影响，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挣扎求存，生活之艰辛倍于以往，人口统计数据的剧烈变动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因此通过探究这一时期广州历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事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广州居民的生存境况，并深切认识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日伪统治时期广州乞丐收容遣送工作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沉沦在日军铁蹄之下将近七年,在这段黑暗的岁月里,人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不少人因家园被毁而失去生计,不得不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大量乞丐的出现无疑是对日伪当局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辛辣讽刺,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粉饰太平,日伪当局长期忙于拘捕和驱逐这些"碍眼"的乞丐,然而恶劣的生存状况却迫使流浪乞丐驱之又来,更不断有衣食无着的贫民加入行乞的行列,因此日伪当局的收容遣送工作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简析日伪时期东北经济特征

日伪统治时期的东北经济命脉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者所操纵和垄断，使东北的社会经济结的文生了巨大变化，并通过统制经济手段，使东北经济畸形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束缚。     

“军统”在南京的暗杀活动

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它没有在南京建立地方国民党组织，而是注重实施暗杀、策反与军事情报活动。其中重要的事件有如下几项。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

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村的合作社 ,完全是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农村实施经济统制、掠夺重要农业物资的国策机关。它违背了合作经济自由组合、平等占有并使用生产资料、民主管理等基本原则和特性 ,虽有“合作”之名 ,而无合作之实 ;它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为农民利益服务的 ,是为日本战时经济服务的重要工具。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村合作社在使华北发挥日本的兵站基地和粮食总库、支撑日本侵华战争方面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抗日战争后期陕西陇县禁烟事件探析(1945-1948)

1945-1948年是民国政府肃清烟毒的重要时期。陇县处在陕西与甘肃的交界,烟毒问题极为复杂,伴随着各方权力之间的博弈和对利益的追求,烟毒问题也呈越来越严重之态势。在这一时期,陇县当地采取很多禁烟措施以解决这一顽疾。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愈发严厉,虽在民国36年烟毒趋势有所反弹,但整体来看仍向好的方向发展,效果也较明显。这对于研究地方政府的具体禁烟过程和陕西乃至全国的禁烟有重要意义。     

伪满洲国时期日伪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

伪满洲国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日伪对赫哲族实行了军事上集村并户,经济上出荷渔猎产品并实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同时利用鸦片来毒害赫哲族身心健康,并诱惑赫哲族做人体试验。日伪残暴和野蛮的统治,使赫哲族受尽了奴役和摧残,以致在沦陷为殖民地的14年里,赫哲族的人口大幅度地减少,民族濒临灭绝的状态。     

党组织替我改名字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被迫投降。被日本军队野蛮统治八年的苏南老百姓盼着重建家园,从此过上和平稳定的日子。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劫收大员”（即所谓接收大员）一到,就大搞“五子登科”（即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婊子）,根本不顾老百姓被日寇统治八年的痛苦。当时,日伪币作废,用所谓法币代替,国民党反动政府乘机对老百姓进行克扣和掠夺,再加上奸商屯积居奇,物价飞涨,美国兵到处横行霸道。老百姓进一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苏南老百姓中就流传着一首民谣:“想中央（指国民党中央政府）,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论近代中国社会的民间烟毒问题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病态之一.自19世纪中叶以来烟毒泛滥成灾,它像瘟疫、病毒一样吞噬着中华民族的肌体,给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摧残身体,崩溃精神;拆散家庭,祸及子孙;加剧了国家贫困化;加深了农村经济危机;败坏了社会风气.烟毒泛滥的主要祸根:外国列强的鸦片侵略政策和走私、贩运;历届政府重税不重禁的误国政策;军队勒种、贩运烟土;黑社会、土匪、烟帮的相互勾结等.烟毒的泛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深刻危机.     

日伪统治对长春人口素质的危害

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长春作为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的心脏受害深重。日伪统治对长春人口素质的危害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在粮食供给、经济统制、鸦片细菌毒害、强制劳动、强迫移民上对长春人口身体素质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在摧残教育、奴化政策、强迫普及日语、强化“建国精神”教育、强化军事训练、推行文化专制上对长春人口文化素质造成危害。     

日伪河南省新民会述略

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的侵华日军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沦陷领土目的,除依靠各伪政权对"沦陷区"民众实行殖民统治外,还妄图从思想上进行欺骗和麻痹。因此,由日军幕后操纵的各种伪政治性组织遂应运而生。日伪新民会,即是其中仅次于伪政权的一个政治性组织,凡存在日伪政权的地区大都伴有同级伪新民会。不同时期,侵华日军因战局变化曾几次对伪新民会组织机构、人事制度等进行调整。通过对伪河南新民会的考察,我们不仅能勾勒出日军在华北地区势力消涨的轨迹,同时也可以揭示日本侵华策略演变的大致路径。     

沦陷时期南京社会的基层控制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直接操纵下,集特务、警政、行政于一体的控制机制逐步建立起来。日伪统治暴虐的程度、控制的力度和渗透性可谓空前绝后,日本特务、顾问、宪警成为南京社会的主宰。傀儡组织和伪政权承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制度,直接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略。日特、宪警、保甲互为补充,对南京城乡实行严密的殖民统治。     

论日本在华北的毒品政策及其危害

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后,大肆推行"鸦片专卖"等毒品政策.华北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把其罪恶的毒品政策推行到华北,在华北伪政权中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实行鸦片专卖使毒品生产、交易公开化、合法化,并广设烟馆,诱迫人们吸食毒品.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推行的毒品政策是其整个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危害.     

经济史视阈下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从中可以揭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诸多特质。通过对现有史料的交叉对比,对这一经济指标予以重新核定。从核定结果看,当时的东北农村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趋势:一是传统商品经济遭到破坏,农作物种植结构向自给化倒退;二是日本殖民者根据自身需要强行推广的新兴作物呈现畸形增长。这两种趋势既揭示了伪满政权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远大于建设,也充分暴露出日本殖民者低于成本价掠夺东北农产品的暴虐性及其不顾客观实际、强行扩张其所需农作物的掠夺本质与荒诞性。     

试论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以矿产投资为例

伴随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战时经济统制体制的确立,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策略和投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之中。由于其在中国地位的特殊性,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不仅不同于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而且也具有与战前日本在华投资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是对中国占领区输出资本同对部分已沦为其殖民地的地区的投资结合在一起,投资、开发与掠夺相互交叉。对中国富源的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赖以维持的基础;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客观上也给战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傀儡政权方面主要体现了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殖民地性质,但同时也加剧了日方与傀儡政权之间的明争暗斗。     

初创期的“协和会”与伪满建国精神

"协和会"是早于伪满国家而成立的日本侵华团体。该团体在伴随侵华的不断加深与走向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先后进行过改组,使其成为严密的思想统制机构。其影响力十分强大,其构造渗透到从中央到地方、从县城到农村屯里的整个满洲地域。"协和会"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成为宣传伪满建国精神的有力武器。     

浅析杭州沦陷时期日本的殖民教育及其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7年12月24日,杭州全城沦陷。为配合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大肆破坏杭州原有教育事业的同时,还通过制定奴化的教育方针、增设日语课程、派遣间谍教师、开办日语学校等方式推进殖民教育。在杭州沦陷时期,教育设施损失惨重,学校数量锐减,形成了杭州教育史上的黑暗时期。     

日据下台湾"现代化"的文学证伪

宣扬“脱亚入欧”和“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殖民者曾将其殖民扩张美化为“文明的义战”,宣称日本的统治将使台湾民众“从地狱来到乐园”,当前某些人也不断鼓吹日本带给台湾“现代化”的论调。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撕破这一谎言:法律苛严和贪赃枉法令台湾民众饱受欺凌;殖民经济导致台湾农民破产;“皇民化运动”则难以更改台湾人民固守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