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虚构与小说虚构的比较─—兼谈读汉赋的另一角度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考察汉赋这种文体所蕴涵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要素。并从“小说”概念发展源流入手，辨析小说发展史上曾有过的两种内涵。认为汉赋中具有了虚构、人物、情节等几个现代意义上“小说”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最后以《长门赋》为例，来印证本文观点。     

唐人小说叙事意象的美学功能

唐人小说叙事意象的美学功能体现为其对叙事主题的凝聚,对叙事结构的贯通,以及对叙事节奏的调控,这一极具文化意味和美学意味的叙事方式,从另一角度呈现了唐代小说家“有意为小说”的主体创作意识。     

20世纪汉赋研究专著综述

20世纪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 ,大体上分为汉赋史、汉赋考辨、汉赋作家作品、汉赋美、汉赋艺术及汉赋综论六类 ,每类著作都从不同角度对汉赋进行探讨 ,反映了汉赋研究的成就。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目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蔡文甫小说的美学特征——以《谁是疯子》为考察中心

蔡文甫的小说融合了中国古典小说、现代文艺与西方小说的多种元素。在小说技巧上,蔡文甫融入了戏剧、电影重矛盾冲突与古典小说重情节设置的结构艺术,善于设置层层推进的极限情境;受西方现代小说、台湾当代作家以及自身对哲学、心理学的兴趣影响,蔡文甫重视心理描写与复杂人性的深入挖掘;从思想内容来看,蔡文甫对善良人性的真诚呼唤,对背信弃义、重利忘义的讽刺和鞭挞,使得他的小说现代主义意味减弱而古典主义意味增强。蔡文甫借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技巧元素,编织的依然是以传统道德为旨归的具有古典情怀的文学空间。     

魏晋赋中叠字对汉赋的接受探微

魏晋赋中叠字的使用受汉赋影响颇大,其既有对汉赋新创叠字的接受,也有对汉赋叠字运用技巧的接受。魏晋赋对汉赋叠字的接受,为南北朝及以后的骈文、骈赋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江湖世界的陷落与世俗社会的崛起——论《鹿鼎记》的荒诞意味

金庸的小说内隐着一个江湖世界的陷落和世俗社会崛起的内在理路。而世俗社会的崛起则使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彰显出了明显的荒诞意味。从金庸小说的整体谱系来解读《鹿鼎记》的荒诞意味,有助于理解金庸武侠世界的内在困境以及破解金庸小说以武侠始而以反侠终的谜题。     

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是汉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体式,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策士文学和楚辞对它的影响。实际上,《庄子》对它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文章研究《庄子》对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 汉赋学习了《庄子》寓言式的手法;2 汉赋中的一些艺术形象取源于《庄子》;3 汉赋的语言受到《庄子》思想和作品的影响;4 汉赋艺术风格的变化受到了庄子思想的推动。     

论阿来小说中的几个主要意象

本文通过解读阿来小说中的几个主要意象“白色”、“梦”、“尘埃”等 ,剖析了阿来小说诗意叙事的艺术结构。认为阿来小说中的意象传达出梦幻一般的意味 ,充满了对人性、生存的叩问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论《韩湘子全传》中的寄生赋

《韩湘子全传》是明末杭州书林杨尔曾编创的一部神魔小说。全书共30回,约20万字,主要敷衍韩湘子得道成仙并最终度化韩愈一家的故事。该小说中羼入了数量可观的诗、词、曲、赋,可谓"文备众体",这些寄生文体共同参与了小说的构建。而作为其中之一的寄生赋,在文体互动中也呈现出了独特的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

汉魏六朝辞赋的叙事性和虚构性,决定了其与同时代志怪的必然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以意象、情节和题材为典型,表现为辞赋作品描绘神祗鬼怪、虚构人神同游、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等。而上述表现,特别是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传统主题及其表达模式的文学嬗变,客观上证明：其一,汉魏六朝辞赋是早期辞赋在新时代的拓展;其二,汉魏六朝辞赋在吸收志怪叙事特定信息的同时,又对志怪叙事产生积极作用,以致影响着文言小说的时代走向。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试论汉赋话语的虚指性特征

汉赋话语具有虚指性特征。它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虚指性、内容的虚幻性和抒情方式的隐蔽性等三个方面。汉赋作家运用汉赋话语的这一特征来表达自我的感受,与其时崇实、尚用的儒家思想关系密切。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两都赋》新论

跟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扬雄《甘泉赋》等作品比较起来,班固的《两都赋》并不为文学史家看重。然而它在赋史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它化解了传统大赋在审美追求和政教伦理追求间的冲突。消除了传统大赋的结构性缺失,体现了为汉德、汉赋乃至整个汉文定性和定位的高度自觉,真正具备了表征汉文的特性。它在汉赋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的意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朱光潜赋论简议

现代赋学史上,朱光潜先生是一位不专治赋学而对赋有独到认识的批评家。他在所著《诗论》中就赋的起源、赋体的特点、赋的发展演变及赋对诗的影响等提出了许多很有创意的见解,对现代学者如何正确认识赋和评价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