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在淅川

淅川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境内崇山峻岭,连绵起伏;中有丹江相通,上接陕西龙驹寨,下达湖北老河口。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这条水路。实是勾通中国西北与华中的运输动脉。从武汉溯汉江而上,先到襄樊——这是全国的军事重镇,再上老河口(今光化县),至均县转道丹江,过淅川,到达陕西龙驹寨(今丹凤县);自此改由旱路,经商县、蓝田,上达西安。龙驹,是水路之龙(船)与旱路之驹(车)相会的地方,湖广的米粮与西北的皮毛总是在这里交换。而从老河口到龙驹寨的一     

明末农民起义军永宁大会考辨

《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刊登李光壁遗作《明末农民战争由防卫转入进攻的一次军事会议——永宁大会》。该文称:永宁会议召开的地点在河南永宁(今河南洛宁县);时间在崇祯十四年五月;出席会议的农民军领袖除李自成、张献忠外,还有老回回、革     

捍卫党的領导,服从党的領导

一保証党絕对的統一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設的成就的一致經驗,也就是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所必須遵循的普遍規律。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实践也証明了:沒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沒有新中国,沒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沒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     

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

近年来,我们在四川境内实地调查中,发现和搜集了一些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碑石,其中以反映张献忠农民军的为多。这些碑石,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起义军的刻石,直接说明了起义军的某些活动;另一类则是地主阶级分子撰文勒石的,充满了他们对农民革命的仇恨、恐惧、攻击和诬蔑,但也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少真实情况。这些碑石,佐证或补充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老回回”之死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老回回”,本名马守应,陕西绥德人,因是回族,故诨名“老回回”。“老回回”是一位较为杰出的农民起义首领,对明末农民战争作出过历史贡献,是位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 关于“老回回”最终结局怎样?史籍或多缺载,或语焉不详;而《鹿樵纪闻·闯献发难》则载他最后于淅川“病死”。 当前,在有关研究老回回的论著中,有的同志沿用旧说,认为马守应最后“因病逝世”,     

介绍一件有关明末农民起义军土地政策的文书资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曾否实行过均田的问题,史学界曾有过讨论。由于史料不多,文献不足徵,谈这个问题有一定困难。但如果细心地从理论分析上来剖视史料,从文献中发掘新资料,还是可以逐步接近历史的实际。我过去在中央档案馆明清部翻检明清档案时,曾检得一份清顺治元年(1644)山西巡抚马国柱向清政府报告入据忻州后的题本。其中涉及李白成起义军在山西忻州地区有关土地政策的一些措施。官方档案当然对农民军的活动少不了歪曲污蔑,但字里行间仍不能不透露出一些实际情况。兹照录于后,以供研究此问题者参考,或可有助于讨论之深入。     

两汉时期山东的社会经济和农民起义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迫使汉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西汉初年,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是刘邦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封地,当时曹参为齐国相。曹参曾跟随刘邦参加过农民起义,并且在山东活动时间很久,对于山东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亲眼看到秦朝在山东的地方政权经不起农民革命风暴的一击,就完全被摧毁了,许多在过去一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方官吏和豪强地主也大都被农民杀死或被赶跑了。为了稳定汉朝政权在山东的统治,他曾召集了当地的一些老人和学者,向他们征询关于如何能够“安集百姓”的问题。但是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言人人殊”。最后曹参在胶西找到了一位     

大藤峡农民起义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全国各地普遍掀起农民起义的大风暴,革命的怒吼声,划破万里长空,震撼祖国大地。比较著名的起义是:一四四八年,在福建、浙江、江西等地,有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一四     

跋《从戎始末》——介绍一件有关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山西活动的资料

明崇祯三年春,农民起义军主力逐渐由陕西转入山西。在陕西时大多分据险隘,不相统属,到山西后才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总的作战计划。先由王嘉胤领导,王被害后,其部下又共推王自用为统帅。他继王嘉胤之后,重新整顿了三十六营的力量,使起义军继续发展壮大,转战于晋、陕、冀、豫间。后期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均出此三十六营系统之内,所以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很值得注意。《山右丛书》中辑有     

清初至鴉片戰爭前山东社会狀况与农民起义

一、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山东社会經济状况明末清初,坚持四十多年的山东人民反剝削反压迫的英勇斗爭,被以滿洲貴族为首的滿汉地主統治阶級联合鎮压下去了。山东地区遭受到滿汉統治阶級長期的掠夺和破坏。因此,清初的山东象全国情况一样,土地荒蕪、人口銳减、工商业凋敝,社会經济呈现一片殘破景象。据旧编山东各州县志書的記载:顺治初年,山东各地的人口、耕地大都不到明末原额的二分之一,有的地区甚至不到四分之一或者更少一点。在明后期發展起来的一些比较繁华的城市,这时也部凋零不堪。例如位于运河岸     

宋代农民起义的高涨

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方面,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政治方面,中央集权逐渐加强;阶级斗争方面,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宋代的农民起义,无论就它的高涨、斗争的深化以及封建统治者对起义的残酷镇压来讲,都超过了前代。本文只就下列三个方面来谈宋代农民起义的高涨。一、起义次数多、地区广、声势大宋代农民起义的高涨,首先表现为起义的次数多、地区广和声势大。在宋朝刚刚建     

元代浙江的农民起义

十三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在中国建立的元王朝(一二七一——一三六八),是一个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互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压迫各族劳动人民的封建王朝。人民所受的苦难极为深重。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这近一个世纪的黑暗岁月里,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盛极一时的元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就是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冲垮了的。元王朝自忽必烈死后,日趋腐朽没落。忽必烈以后的继承人,抛弃了忽必烈坚持统一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革新路线,大大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土地集中的现象日益严重,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强占民田,进行土地兼并。有一家贵族占田竟达三十二万五千顷     

价值規律在我国国家領导下的自由市場中的作用

价值規律在我国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下簡称我国的自由市場)中的作用,是現实生活中所提出的一个新問題。研究这个問題,不仅在理論上,并且在实踐上,都有很大的意义。本文的目的是試图說明:(1)价值規律对我国自由市場中的商品生产和流通起比較大的調节作用;(2)开放自由市場是为了更好的利用价值規律来推进生产发展,扩大商品流通,使商品生产和流通更适合人民群众的需要,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要求得到更好的实現,使国家計划的不足得到补充。     

工人領袖陈赞賢

陈赞贤同志是大革命时期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赣州特支书记、赣南十七县民众运动指导员。他是赣州工人运动领袖,赣南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派遣其忠实爪牙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倪弼等人,用极其卑鄙的阴谋手段,杀害了陈赞贤同志。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六”惨案。     

专制政治与农民起义——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原因再探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以往论者多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加以解释。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但难以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特殊性。我认为,对这一重要历史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略陈浅见,作为引玉之砖。     

試論劳动力在生产領域与非生产領域之間的分配

(一) 整个国民經济分为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領域两大領域,非生产领域又分为两大部分:非生产領域第一部分是由国民經济行政与管理机关組成的,非生产領域第二部分是由社会文化事业机构,其中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生活服务、科学研究等机构組成的。劳动力在生产領域与非生产領域之間的分配,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 第一,劳动力在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领域     

宋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镇压

宋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镇压，除屠杀、招安以及＂或招、或捕、或使之相找＂三策并用外，还仅用：于起义多的地区立重法，利用土豪，使用乡兵保伍，断绝起义军的粮食，甚至使用美人计等手段来镇压农民起义．     

略论明代前期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之一,然而关于明代农民起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明代的前期同样存在着一些农民起义事件,这些农民起义与明末农民起义不同,主要是由于局部地区农民所处的特殊处境,导致无法正常生活从而引发了明前期的农民起义。     

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口号

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口号施伟青对秦末农民起义口号的问题，史学界看法分歧，争论激烈。有人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秦末农民起义的口号；有人则对这个意见持异议，主张“伐无道，诛暴秦”才是秦末农民起义的口号。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些道理，但又都不够全面，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