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进步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测算

文章利用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在全局DEA-SBM模型下对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分解出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根据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新型城镇化水平,运用全面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三大地区差异明显,绿色技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要小.     

城镇化与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关系的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以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分析1998-2012年间旅游业发展水平、工业化及城镇化的空间关联性,探讨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旅游业发展、工业化增长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结果表明: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滞后期为2时,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原因,城镇化的完善又能进一步推动工业化与旅游的发展.由此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模型显示:1998-2012年各省(市、区)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所以各个省(市、区)应该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促进城镇化的建设.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与机制——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证据

新型城镇化是重塑城乡关系的动力引擎,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度量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且政策效应逐年增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和低海拔地区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大;（3）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就业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反作用.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资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时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出各省份2003-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各省份的对比类型.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有力的互补作用;2012年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甘肃省最低,全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比为22:9.通过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对比研究得出:北京、天津、上海三省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型;2003-2012年间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代际-性别差异研究

基于对中西部地区15个省份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以社会认同度为研究视角,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代际差异、性别差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整体偏低,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特征对其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代际及性别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认同度与其就近城镇化意愿显著正相关,且第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受到的影响作用更明显。从各项指标来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城镇化意愿受职业技能水平、子女教育状况、职业升迁机会、户籍状况、与市民的关系、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居住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均大于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更关注子女教育水平、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居住条件和物价水平。     

中国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运用TOPSIS方法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四个角度测算中国整体和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中国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发达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高;3.不同驱动要素对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差异明显,具体排序为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表现较为突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两个动态角度测度了产业结构演进,并运用全国29个地区1996-2015年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产业结构演进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均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强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耦合视角的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研究

为探究城镇化与金融发展间耦合协调关系,构建相应评价指标体系,以江西省为例,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江西省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及金融发展各子系统均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度有所提升,但协调性水平还不够高;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协调度变化情况主要取决于金融发展状况;城镇化与金融效率的协调度提升成效显著.     

基于多层次因子分析法的我国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经济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民生发展五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选取2019年各省份相关指标数据,采用多层次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海以1.09分的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在创新发展方面,北京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首都地位位列第一;在绿色发展方面,西藏和海南分别位于第一、第二;在协调发展方面,天津、上海、北京因其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位列前三;在民生发展方面,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位列前五,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从综合评价得分和排名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     

基于模糊测度的城镇化水平折中比值评价法

文章针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提出了有一种基于折中比值的TOPSIS评价方法,构建了一套新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集,并采用组合赋权法确定出评价指标的权重.针对城镇化水平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采用三角模糊数作为评价测度,基于逼近理想解方法,对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信息与正负理想解之间的距离进行折中融合,给出一种基于理想解方法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方法.     

基于相对熵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文章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构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对熵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组合赋权;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得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值.以贵州省68个县为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熵法实现了对主、客观因素进行优化决策的组合赋权,有效降低了信息损失;将相对熵法应用于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以城镇化破解“留守之困”

由于工业化的不均衡,我国的中西部在形成了大量外出打工潮的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要破解这种"留守之困",必须通过现代城镇化的推进,并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把更多的生产岗位引进中西部,引进到留守群体的周边,这样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留守之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留守之困"不仅拖累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和谐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湖北省妇联调查显示,2011年,湖北省有留守妇女236.8万人,占妇女总数的8.5％.留守妇女七成都是30～50岁的中年人.留守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     

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动态分析

文章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出发,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得出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空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水平还不够高、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大部分地区之间呈现出正向局域相关和集聚.     

湖北与渐江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比较

湖北与浙江农村城镇化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文章在构建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体系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湖北与浙江两省共28个市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结合湖北实际,围绕动力机制提出了湖北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本思路.     

城镇化、信息化对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实证分析

文章以城镇和农村为分析对象建立两部门模型,结合“互联网+”时代城乡信息传递与交换的特征,利用全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4个分析模型深入探讨城镇化、信息化对农村生活消费能源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和人口因素对农村地区生活能源消费的外溢效应显著,但各因素对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是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的,其影响方向与作用大小是变化的.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其对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呈现由小到大再到小的倒U型发展轨迹.     

内蒙古城镇化进程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之二——内蒙古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及发展思路

一、内蒙古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一）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及意义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从构成要素看,城镇化质量又可分为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和空间城镇化质量.     

我国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物流业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代表供给的物流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各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较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推动作用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大,而代表需求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经济较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没有作用,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城市化是推动我国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动力,是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志,“十八大”中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文章以湖北省为例,通过计算2004-2013年间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全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大.全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分为4大类:城镇化水平高的武汉市;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鄂州市、随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宜昌市;城镇化水平中等的十堰市、潜江市、孝感市、咸宁市、荆州市、荆门市;以及城镇化水平低的随州市、仙桃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黄冈市、天门市.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协调状态测度研究——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

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之一.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建立了反映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了系统协调状态测度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协调是制约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也存在过度城镇化现象,统筹城乡发展对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针对西部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了提高“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