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生态文明视阈中河南省生态补偿问题与对策研究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通过调节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取得人与人、人与自然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制度构建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对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河南生态补偿发展现状,探讨河南当前构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所面临的形势与主要问题,提出构建河南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试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促进补偿活动、调动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和谐社会生态的途径.企业是其运行的基础,遵循生态补偿机制把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融为一体,实现生态补偿和自身的科学发展.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需要协调区域共同发展,完善补偿方式和税收制度,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将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     

生态劳动与生态产品的关系逻辑

生态产品是由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产性劳动、管护性劳动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维护生态安全、 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产品和服务。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人类劳动的生态化。 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裂缝,自 然财富生产和人类财富生产走向分裂,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下降。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生态劳动 促进自然财富生产和人类财富生产的统一,提升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基于生态劳动的生态产品具有生 产性、亲自然性和人民性特征。建构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需要以人与自然为共同主体,以生态劳动 为实践基础,以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效协同为基本路径。     

困境与出路:安徽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调查与研究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点,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安徽省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培育滞后、资源环境市场配置机制欠缺、生态文明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使得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安徽省在生产力要素、产业转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国家政策扶持等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应抓住机遇,践行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引领美好安徽建设为发展思路,以构建安徽生态经济战略体系为发展路径,以健全法规制度和政策支撑为发展保障,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国家战略背景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协调发展新机制探索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的重大战略之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并出台了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正式制度供给,为破解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框架和具体的政策工具。本文基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深度剖析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面临的主要机制问题,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对破解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机制问题的作用,探索运用新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工具,提出了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思考与建议。     

生态城市建设的系统动力学分析——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

生态城市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建立起的一种经济、社会和自然三者协调发展,物质、能量和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文章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生态城市的特点与系统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建立了生态城市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包括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生态四个子系统.使用VENSIM软件,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6种方案,结果显示方案5、6为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最佳方案,是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生态良性循环的,为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从斯密-杨格定理谈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

分工与市场间的互为决定和依赖关系及其循环互动效应,是认识把握区域一体化问题的理论基石.区域一体化的本质特征是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空间不断拓展,也就是分工与市场间形成了反馈互动的正向效应.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一体化具有同向性.一切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行为、制度安排都应着眼于深化地区分工、整合国内市场,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最根本途径.     

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应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考虑到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功能。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下,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约束力远不如在传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那么有效、广泛。民族地区只有在维护自身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协调功能。因此,民族地区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把其改造成为“强生态文化”,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适应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     

关于政治生态视野中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

政治生态作为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功能系统,是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综合治理政治生态中的不和谐要素,建立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政治—经济生态、政治—制度生态、政治—伦理生态以及政治—社会生态。     

论森林资源定价的理论基础

该文首先分析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活动的统一体,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变量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方面共同决定的。其次,探讨了天然林、人工林以及森林生态服务的定价问题。文章最后提出了森林资源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和森林的稀缺性共同决定的理论观点。     

人类活动、资本增殖与生态危机

人在自然中进行物质生产、社会建制与思想文化活动以满足自身各种需要,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从具体分析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社会建制、思想文化活动的相互作用来找到根源。现代社会为了资本增殖而生产,毫不顾及人本身的实际需要及其对物质生产的制约,甚至制造消费幻象控制人的需要,必然造成对自然的严重剥削与破坏,这就是当前的生态危机———需要与生产在资本建制下的质量异化问题。这只能依靠建立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解决,后者的现实性也恰好可以由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来证明。     

生态哲学视野中的“循环型经济”

循环型经济模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生产的生态工业模式,它不能作为引导整个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它的哲学基础和动力是市场经济机制,其结果潜在着严重的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节约型经济模式有利于在生态安全的轨道上引导全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其哲学基础和动力是在物质上的节制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简约主义。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能源教育路径探究

能源已经成为人们生存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根本,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优质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型经济体之一,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出于能源安全和页岩气等掀起的新能源之战考虑,面对我国现有的能源分布和能源消费现状,迫使我们必须开展生态文明理念下的能源教育。本着以人为本原则、综合性与终身性原则、整体与局部结合原则,探索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实行有效的能源教育,从注重学校的基础性教育到走进社区宣传推广教育,再到大力发展能源的社会教育,试图将能源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引领,通过教育来改变大众的消费理念和行为习惯,以此达到建设美丽家园人人有责。     

文化发展战略中博物馆的思考

博物馆在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中具有担当城市历史记忆、体现城市人文精神、展示城市生态文明的时代功能。可以从点面结合规划、加强县级博物馆建设、融集社会资源、依靠社会力量等方面入手,加快发展连云港市的博物馆事业,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场所。     

台湾地区环保志工参与动机、工作满意度及组织承诺的探讨--以太鲁阁和阳明山国家公园为例

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与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交集即为环保志工。充分了解环保志工的特性，将有助于我国合理运用这一人力资源，利于生态环保领域公共事业的发展。以我国台湾地区太鲁阁、阳明山国家公园为例，对其环保志工进行问卷调查，用 SPSS 软件处理数据，分析志工的参与动机、工作满意度及组织承诺，并探究不同社经背景者在此3方面的差异，最后针对环保志工的有效管理和长足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戴维·佩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不同于以往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生态危机由人类自身活动和生产引发,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必须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佩珀不仅关注到生态危机的本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逻辑,还提出了从深生态到社会正义的一系列新问题。戴维·佩珀虽然是地质学家,但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他对各类生态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探析,将生态实践导向生态政治、生态治理,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戴维·佩珀的生态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生态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延伸,因此要实现生态正义就无法绕开社会正义,或者说实现社会正义就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生态学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不应被颠倒,在争取自然权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类权利。同时,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也更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相一致的科学生态观。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结合历史与现实经验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过度消费抑或低碳生活：生态价值观重建的思考

近两百多年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除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民主法制的完善外,还带来了地球自然生态性的改变,造成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生态灾难,对人类生存形成威胁。为了捍卫地球的自然生态性,进而保障人类能够长远地可持续发展,应从重建生态价值观,使消费与低碳二者平衡等方面着手,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受李比希和摩莱肖特思想的影响,创造性地赋予"物质变换"概念以生态和社会双重意义,并运用它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其物质变换理论的基本思想: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是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实践是导致物质变换断裂即生态环境失衡的根本原因;循环再利用和减量化生产是物质变换顺畅进行的有效手段;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是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前提。考察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渊源和基本思想,对于澄清理论是非,领悟其独特内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村丧葬仪式复杂化与农村文明——以陕西省陕北地区为例

随着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取消,农村社会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农民收入并没有得到有效合理利用,丧葬仪式越趋复杂化即是突出表现。当前丧葬仪式复杂化主要表现在农村社会的风水观念依然严重,跪拜礼太过讲究,亲属关系复杂化,丧葬程序不断增加。丧葬仪式复杂化,把大量资源和金钱花在死者身上,使农村本就有限的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甚至是严重浪费,无论对于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还是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只有负面影响,没有积极作用,使得文明农村建设受到严重制约。要提倡节葬,反对不合理的丧葬程序和仪式,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