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隐士情怀与战斗精神

隐士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受尊敬与喝采,一方面则受贬斥与嘲讽。这种矛盾态度先后见之于鲁迅一人。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他曾寓居Ｓ会馆埋头整理中国文化古籍,以消去生命。后来却走出象牙塔,对隐士采取了激烈态度,批判其带给中国社会心理、民族情绪及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前后巨大反差,正在于鲁迅对于国家前途、社会群体的责任意识,超越了对完善个体生命的珍视,从而以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取代了归隐意识,最终以战士而非隐士的形象载入了史册     

论宋代隐士

宋代隐士人数之多超过前代，也为后代所不及，这与宋代内忧外患的现实密切相关。宋代隐士可分为真隐士、无可奈何的隐士、假隐士三种类型。隐士主观上不直接参与政治，客观上却挣脱不掉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同时，假隐士以终南为仕宦捷径，这是对退隐者原始目的的背叛与嘲弄，昭示着隐士这一社会现象的历史悲剧。     

论陶渊明亦隐亦侠的双重人格

从人格认同的角度探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可以看到陶渊明的人格由隐士和侠客两部分构成。表面上看,这两种人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它们却可以在热爱自由和生性浪漫的个性上达成统一。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对陶渊明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和统一性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亲人在陶渊明诗文中

陶渊明极重亲情,为嫁给程家的同父异母妹和堂弟陶敬远分别写过祭文。程氏妹之死是陶渊明归隐的导火线之一,而敬远乃是水平和风格都不低于渊明的真隐士。读这两篇祭文,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对陶渊明生平经历和内心世界的了解。陶渊明的五个儿子都不爱学习,而《责子》诗表明渊明对此态度很旷达。曾经有人认为《责子》诗的主题在于绝不能让儿子们出仕于新朝,要让他们同自己一样做东晋王朝的遗民,所以没有出息正好。此乃曲解陶渊明的奇谈怪论,完全不可凭信。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避世逸隐之心声——简论古琴曲“归去来辞”的意境

琴曲“归去来辞”或作“归去辞”,是依东晋诗人、隐士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文的意境创作的古琴曲,意在表现隐士离世隐逸之情和自然闲适之美。要较好地把握曲意,须对陶渊明归隐前后的思想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陶渊明归隐后的思想感情,可以归结为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五个方面,这些都在《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鲜明展现.琴曲“归去来辞”就是试图将陶渊明上述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之心境表现出来。     

浅说历史上的隐士

隐士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历史上不同朝代的隐士有其不同的特征,隐士对当时历史、政治、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     

隐士对汉代社会的教化作用及当代价值

两汉政府重视教化,隐士在其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利用隐士来宣扬教化;另一方面隐士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方式包括因教化俗、道德感化等。隐士们大多幽居民间,他们或以身作则,或以善化恶、因德化民,对乡里民风的纯化起了积极作用。乡里民风的纯化,有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两汉隐士的社会教化功能及隐士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桓灵时期的隐士

桓灵时期出现了大批的隐士,其类型,可以从生活轨迹分为全隐士、半隐士,从知识结构分为儒隐、道隐;其特征在于耕读于家、自得其乐,践礼履义、自觉自愿,识微察著、顺势自保;其形成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个人的求志修德与保身全家以及汉代察举制所造成的恶性竞争。隐士是桓灵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承载着儒家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愿景,徘徊于保身全家与舍生取义之间,秉持并践行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与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理念。隐士本着反对宦官、外戚的态度,成为政治进步力量的推进者与捍卫者;本着践行礼制的初衷,虽在陋巷,依然秉持修德行礼的品格,潜移默化着敦厚的世风民俗,成为现实社会道德秩序的践行者、督察者;归根结底,仍然是士人,依然是传统学术的承传者、创新发展者。     

文学脸谱与历史真容： 陶诗自传形象的双重阐释

陶渊明的诗普遍带有自传特征,不少作品被后人视为"实录",这是解读陶渊明其人的关键。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特质导致陶渊明自传诗不但在表现手法上写实与虚构并存,而且诗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具有双重性。这种形象或隐或显,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还可相互转换,呈现出临时性、可替换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陶渊明诗中的隐士、农人,是一种表面角色,相当程度上是诗人绘就的文学脸谱,其本质身份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为人所轻的"寒士",这是其历史真容。"寒士"的身份、性质,决定了陶渊明的现实处境和人生选择,那些自传性的诗作以隐晦的方式反映了其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独特的心理诉求。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与陶诗的自然平淡之美

陶渊明既是诗人 ,也是哲人。他以儒道思想对待人生和生活 ,发之于诗则形成了一种卓然于一般田园诗人之上的自然平淡之美。因此 ,深刻理解陶诗的艺术境界 ,就必须深入理解陶渊明的哲学思想。     

安定胡叟的儒士、文士和隐士形象

安定胡氏乃魏、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重要的功臣与外戚之家族,曾保持郡望达数百年之久,影响“中古”历史较大.其中,身处十六国至北魏初的胡叟正乃此一家族中文化修养较高且极具个性者,其人物形象较为明显地表现为儒士、文士和隐士三个方面,尤以隐士为主.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士人特征、魏晋隐逸风尚及其个人因素均有关联.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不无裨益.     

挖掘隐士文化 发展镇江旅游

历史文化名城镇江，隐于深山秀水间，而城内亦隐藏深山秀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民风纯朴，被隐士们相中，成了隐士之都。挖掘镇江隐士文化的人文精神，揭开隐士们的神秘面纱，是发展镇江旅游事业的有效途径。     

明代中后期隐士与山人之文化透析

明中后期,隐士相对减少,而山人奔走于天下,成为这一时期一种较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果说明代隐士仍然是传统隐士文化的延续,那么山人则是传统的隐士文化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作用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隐士和山人及其不同的社会交往范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这一特殊现象.     

幽独自得的硕人——再释《诗经·卫风·考》

《诗经·卫风·考》是隐士抒怀明志之作。诗篇具体生动而全面地描绘了隐士的生活情趣,突现其幽独之乐、拔俗之标、坚隐之节,表现出旷达闲适、和乐静穆的情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对后世隐逸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     

真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略说客观的了解与文学史的编写

鲁迅、钱锺书对中国隐士文学的传统缺乏正面认识。他们有二元化的思维,即中国文人不是帮忙,就是帮闲,于是中国文学只是程度不同地维护统治而已。他们只是从上往下看,几乎全是从统治术的角度理解隐士问题,无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论述,即思想史上道统(即士君子传统)的观察角度。因此,在求真求实上他们无疑有识见,然而在求正大与通识方面,毕竟与隐士传统隔阂。这一隔阂是现代文学史家最重大的古今之变,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是当代学术史上急迫的思想课题。本文还从严陵诗学传统的意义与当代隐士诗人的事实两个层面,再认中国历史中隐士的真实生命及其存在意涵。     

曹植诗歌主基调的成因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应,是创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客观社会生活的交融。作家胸怀壮志而又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不满和愤慨之情就会借助文学作品来抒发,曹植就是其中一位亲历者、实践者。在曹植现存的诗歌中,无论是陈唱壮志雄心之“咏志诗”,还是抒发之愤慨之情之“悲愤诗”,抑或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