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危局、误读与突围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微时代”“移动互联时代”“信息网络化时代”“自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多年来,我们面临史无前例的网络治理难题以及应对相对乏力,致使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确很不稳固,甚至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存在旁落的危险。为了加强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破除并拒斥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5个认识误区,即“网络价值中立论”“网络自由论”以及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伪命题论”“附属论”“唯技术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进路,即从理念重构、制度建设、机制构建等3方面切入,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切实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功能。     

算法技术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算法技术作为一种技术范式,逐渐僭越其作为科学技术的中立属性,与各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审视算法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需要从词源学与运行法则两个角度来厘清算法技术概念,并从先天因由与现实存因两方面来深入剖析算法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联耦合。在算法技术被广泛应用的当今社会,算法推送信息背后的资本逻辑、算法“定制化”服务的舒适陷阱、算法法治的不完善等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一系列风险挑战。基于此,要从优化算法技术逻辑、规制资本运行、提升网络用户精神境界、完善算法法治等方面提出有效应对措施。     

网络论坛的“有限公共性”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冲击

当前,网络论坛已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场所.然而,囿于其公共属性的不完全,它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论坛参与者公共理性的缺失,公共言说空间信息把关的缺位,以及公共议题的私人化,导致非主流观点的扩散,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实现其对网络论坛的话语领导,既应提升其自身的理论说服力,也应保持网络论坛的公共属性,抑制自由化观念和极端情绪的蔓延,在广泛的思想互动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基础.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清理和反思，在其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并且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从规训到控制——“算法本体论”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探微

因凭数据资源赋予的强大权力，大数据算法崛起成为去中心式交互网络中的高效行动元，算法对个体生活交往架构的重塑为“算法本体论”时代的来临赋予了合法性基础，算法在幕后“提线”操控着网络主体价值观念的变迁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与意识形态治理的关键变量。传统福柯式的意识形态规训体制逐渐被算法时代开放式的多元主体控制矩阵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处境遭受严重挑战。为实现从算法操纵主体到主体控制算法的反转，从算法失位到算法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归，应协同加强数据治理，打通数据孤岛、深耕人机合作，推进技术升级、创新叙事形式，生产优质话语、完善制度设计，坚持主体自律以形成治理合力祛除算法之蔽，为走出“算法本体论”时代价值引领的迷宫提供阿里阿德涅之线⁽(1))。     

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算法推荐赋能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作为一种工具存在的技术,算法推荐在算法设计、数据筛选以及信息推送等过程中潜藏着技术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和传播观念,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推荐的应用给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双向效应：一方面,算法推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数据支撑、精准信息和实时评价;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存在的“算法黑箱”“信息茧房”以及“受众本位”等不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统合,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发挥算法推荐的正向效应,有效规避和抑制其负面影响,通过增强技术赋值、完善法治监管、培养意志自律、聚焦民生热点等方式,助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及其对策思考

十七大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积极地变化,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化与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网络等大众传媒影响的扩大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泛滥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倡导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注重宣传方式方法的创新,主动维护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     

作为媒介的“红色地铁”：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空间争夺

“红色地铁”将红色文化融入地铁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红色地铁”通过嵌入式“看见”、直陈式“劝服”以及流动式“捕捉”使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众日常生活，即通过空间嵌入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公众视觉审视的中心，通过空间修辞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空间延伸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然而地铁空间中消费主义的渗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以传播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商业广告与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红色地铁”之间形成空间竞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通过空间渗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空间争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应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生活空间转向，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日常生活空间。     

网络拟态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

大数据、云时代的到来,将人们从现实空间延伸到拟态空间,拟态空间是一种对人们“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象征化、拟似化的虚拟空间,网络拟态空间具有“难控性”与“可控性”的二重性.网络拟态空间的治理应该从统筹布局、完善机制、内容建设、议程设置、环境建设等方面保障主体参与治理的原动力、调动网民参与治理的源动力、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最终形成网络拟态空间意识形态的治理合力,达到“善治”的目标.     

融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实践逻辑

融媒体凭借突出的建构力与整合力,展现出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超时空影响。当下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实践指南,明确青年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战略地位、深远意义及价值立场,引领擘画认同形塑实践。一方面,以价值生产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供给侧”,从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规约维度切入,为认同形塑提供坚强支撑。另一方面,以技术变革建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延伸体”,通过促进叙事介质数据转向、内容呈现分众转化和话语表达生动转型,为认同形塑描摹现实进路。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反思

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意识形态所借以证成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价值、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都无法成立,因此意识形态无法承担起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客观和主观证成的任务,应当用非意识形态性的普遍价值、“普遍共识”等作为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但是无论从其理由还是替代策略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意识形态无法被终结。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 表征、归因及治理

从“纸媒”到“智媒”的技术之变、从“真相”到“情感”的逻辑之变,昭示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其以情感主导真相的传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弱化和认同偏差等隐忧。在此背景下,网络政治谣言从形态、主题、内容和话语等方面畸变出与“后真相”时代相适的多重表征,并在利益勾连、技术加持、治理博弈和信任流失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借机滋生和蔓延,严重削弱了网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亟须从事实与情感的逻辑澄清、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规制、价值与文化的柔性沁润、规则与话语的理性建构等角度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治谣难题。     

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和生成机理

网络意识形态业已成为当下学界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的一个时代议题。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和生成机理的系统检视,是进一步拓展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要件。网络意识形态是一种兼具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观念形态或思想体系,对网络行为主体的价值认知和行为选择有着引导和整合功能。网络意识形态有别于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彰显出强烈的泛政治性、实践性和解构性等特征。个体网民的“任性”言说、意见领袖的话语引导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与竞争是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生成和演化的基本动力。     

祛魅与超越“：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及破解之策

“：后真相”在网络空间的蔓延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通过对“后真相”语境的分析与本质探源,不难发现其困境主要表现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遭遇减蚀;网络意识形态舆情监管面临考验;西方社会思潮觊觎我国思想文化主阵地。破解“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困境需要采取多元化、系统化的措施,以及防、导、控、疏等综合性策略：倾听民众呼声,纾解各方因利益诉求纷争而引发的网络乱象;强化媒体监管,消除弥漫在网络空间中恢诡谲怪的价值观念;提升辨识能力,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批驳各种错误社会思潮。     

5G时代网络舆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理路——基于意识形态安全视角

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舆论治理的终极目标,网络舆论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以革命性技术为表征的5G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互联网时代的传统的网络舆论治理格局,网络舆论治理面临全新挑战。革命性技术强势介入下的网络舆论面临着信息传播治理、内容治理与监督管理等诸多治理挑战,由此带来了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基于此,5G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网络舆论治理应从回归技术理想思维、推动公共向善技术治理体系建设,解构技术与资本共谋逻辑、加快向善资本体系重塑与构建“意识形态传播学”三个维度全面提升网络舆论治理能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饭圈”乱象的生成逻辑、现实挑战与肃清之策

“饭圈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形态，在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加持下乱象频发，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的冲击。“饭圈”乱象盛行的生成逻辑离不开青年群体心理需求的外显与异化、资本增殖的天性与演绎、技术异化的存续与变迁以及西方霸权的延续与拓展等相关因素。“饭圈”乱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权威性、辐射性、约束性、稳定性五个方面产生冲击。因此，肃清“饭圈”乱象，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亲和力和影响力，同时打造理性的青年队伍，推动“饭圈”乱象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研究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高校不仅在教育手段、教学模式、发展方向等方面发生了深刻改变,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不仅是应对网络语言范式变换的现实要求,而且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固本之策。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面临环境喧嚣纷乱、主体能力不足、内容“杂乱无章”、技术尚未成熟等现实困境。构建高校网络意识话语权,须在理论阐释与现实指引基础上,以“认知 解释”为基础,创新话语表达;以“信仰 价值”为核心,凝结话语共识;以“策略 筹措”为关键,掌握话语主动。     

ChatGPT的意识形态风险:样态、肇因及防范

ChatGPT以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在赋能各行各业的同时也潜藏着意识形态渗透风险、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淡化风险、主流思想传导弱化风险、操纵网络舆论风险、意识形态排斥风险等各类意识形态风险。通过对ChatGPT意识形态风险的肇因分析，发现算法霸权扩张、算法强化偏见与不确定性、资本对技术统摄、文化软实力较量、协同监管滞后等因素共同导致了ChatGPT意识形态风险“在场”的必然性。因此，要坚持整体观来防范ChatGPT的意识形态风险，坚持引导算法权力,优化算法技术,矫治资本逻辑,提升文化软实力,完善法律法规，使这一新的“变量”成为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