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内容、特点与前景

拜登政府推行“清洁能源革命”,实质是通过能源政策的调整,不断扩大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优势,维护美国在碳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霸权。“清洁能源革命”包括多项举措:在国内主要表现为限制化石能源开发,加大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发展清洁能源经济;在国际层面则表现为广泛开展对盟友的气候和能源外交,同时对华开展强制外交,进而提升发展清洁能源的全球领导力。“清洁能源革命”具有综合性、务实性、战略性等鲜明特点,同时也因其重构各方利益关系而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阻力。“清洁能源革命”或将重塑中美能源博弈格局,中国应审慎应对美国挑战,在推进自身清洁能源技术进步的同时,积极拓展伙伴关系,更好地参与到全球能源、气候治理中去。     

中国气候领导力的突出特点、呈现方式及全球影响

领导力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建立和演变,促进了气候条约的履约和遵约。但仅以温室气体减排为衡量依据、从“领导者—落后者”视角出发的对立性领导力概念无法反映各国在适应、资金、技术及合作上的表现。因此,本文引入关系性领导力概念解释中国的气候领导力。研究发现,中国气候领导力具有互容性、互惠性和融合性特点,将气候治理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地开展谈判和行动,并结合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模式参与气候治理。总体上看,中国通过国内目标管理和低碳行动、国际互惠合作和气候援助等方式展现气候领导力,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同。相对而言,中国气候领导力兼顾气候与民生、公平性与可行性,明显区别于崇尚规则的欧盟领导力和依赖结构实力的美国领导力,这种区别于欧美“绿色霸权”的特点促进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公平合理与合作共赢,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推动集体努力不断接近《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     

拜登气候危机话语的社会实践网络及模式

在美国,对于气候变化是否是当今时代的最大危机存在观点差异。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危机话语与前任总统特朗普的气候否定论和气候怀疑论话语形成鲜明对比。影响拜登气候危机话语的社会实践网络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析,其中纵向社会实践网络包括他本人倾向自由主义的立场、民主党的政策取向、对于其他民主党总统的政策延续性;横向社会实践网络包括“绿色新政”的政治潮流、美国在国际社会以气候危机确立新的领导权的需要、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共识的发展。拜登气候危机话语模式符合等级制度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两个文化类型、“缺少全球规划”和“挥霍”两个故事框架。     

拜登政府“绿色新政”与民主党绿色转型

"绿色新政"是一种非常新型的发展理念,主要强调通过绿色经济来实现碳减排、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目标,是一种相对激进的理念。2006年以来,该理念在美国突然兴起,2018年开始被美国民主党迅速接纳,进而成为拜登政府应对气候挑战、经济复苏等多方面问题的关键思想框架。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美国政治极化大环境下气候议题成为选举焦点的结果,也是拜登政府为实现"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和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而做出的选择。然而"绿色新政"在美国的前景并不乐观,美国庞大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和独特的政治文化可能会使得"绿色新政"拖累民主党的选情,拜登政府也很难通过"绿色新政"显著改变美国的国内不平等问题,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反复无常也让美国在气候领域重塑国际领导力充满困难。不过,长期来看,"绿色新政"可能会在美国拥有越来越强的影响力,拜登政府乃至未来执政的其他民主党人都将继续坚持这一政治纲领,这些趋势将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较大的影响。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的比较分析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接近而不断向前推进。奥巴马政府希望把发展清洁能源的环保政策和经济复兴计划结合在一起,使美国重新掌握国际气候政治的领导权。欧盟主张通过设置具体的减排目标,继续使用京都模式来展示其领导力。美欧的分歧主要是"碳资本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两种不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竞争。同时,由于全球气候治理的自主性降低了外交谈判的意义,因此美欧气候政策中的冲突不易调和。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基于全球气候保护指数的气候减缓努力评估

当前全球距离实现 2°C 和 1.5°C 温控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各国对于气候变化减缓所做的努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识别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努力的国家以及各国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至关重要。在综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各国气候行动的异质性以及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全球气候保护指数（GCPI）,以定量评估各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程度。该指数涵盖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经济和气候政策四个维度,包含15个指标。通过对覆盖全球8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的60个国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根据各国的得分表现,识别出卓有成效型、积极进取型、稳中有进型和潜力待放型四类国家,并进一步探究各国在不同维度的具体表现,为未来需要加强气候行动或开展合作的领域提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丹麦、爱尔兰、中国、英国、德国等国总体而言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但各国的气候保护努力各有所长,结合自身发展特点与优势领域的多边合作有利于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实现互利共赢。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形势下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随着气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气候变化、国际贸易以及政府气候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阐述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文章论述了多边贸易体制与气候变化政策潜在的一致性与冲突性，并介绍了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气候变化政策类型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贸易发展的立场与措施。     

中美气候合作的信任缺失与合作困境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和能源消耗大国,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但信任缺失成为两国合作的主要障碍。中国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与能源消耗国的身份、不合理的能源结构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构成美国对华信任缺失的现实基础。由此引发两国在气候领域里的合作困境,即双方对"零和"博弈的担忧、气候责任分配争端与"近视眼"现象等。然而,中美建立互信、破除困境,携手合作仍是可行之路。     

美欧气候政治的分歧与合作

美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进程较为缓慢,其中不乏消极倒退,欧盟则相对稳定而持续地推动了气候政治实践的发展。美国与欧盟在社会规范、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方面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又为美欧各自的气候政治运行机制所强化。同时,美欧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二者之间的合作在地区与全球层次同步展开,从而延续着气候政治领域中的美欧互动进程。     

美欧气候政治的分歧与合作

美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进程较为缓慢,其中不乏消极倒退,欧盟则相对稳定而持续地推动了气候政治实践的发展。美国与欧盟在社会规范、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方面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又为美欧各自的气候政治运行机制所强化。同时,美欧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二者之间的合作在地区与全球层次同步展开,从而延续着气候政治领域中的美欧互动进程。     

国际气候合作中的欧美矛盾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欧盟与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政策分歧。欧美矛盾的根源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冲突。由于一些新的形势和因素的出现,欧盟与美国的气候政策也会随之作出调整,这可能导致双方矛盾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应当对欧美矛盾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免被它们的＂绿色面纱＂所蒙蔽。此外,还应当充分利用欧美矛盾,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积极引导国际舆论,加大对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影响和控制能力。     

当前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新动向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一直非常活跃,不仅在内部提出一系列应对政策,而且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寻求扮演领导者角色。气候变化议题也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结合2013年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布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及其配套文件《发展气候适应战略指导方针》的核心内涵,对其新近表述的相关立场及其政策含义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欧盟在华沙气候大会的政策立场及力推所谓"平衡的一揽子协议"谈判进程,并评估了欧盟气候变化政策新动向:放宽自身责任要求向后退缩的特点明显,但又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本文在最后简要指出了其对中国气候政策的基本含义。     

“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

人类有关气候变化的认知逐渐成为一个科学问题。由于为了延缓气候变暖必须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排放权的分配便成为一个事关各国(国家集团)切身利益的政治问题,各国因此展开了艰难的博弈和谈判,气候政治登上了国际舞台。在后哥本哈根时代,美国的气候政策发生了比较积极的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加大了自主减排行动,人们不得不接受只能在现有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最大限度地谋求气候合作的愿景。作为最大的排放国,中国的经济转型、科技创新与对外权益诉求的政治智慧更加引人关注。     

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转让之知识产权立法障碍及应对

气候有益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知识产权制度第一次在世界贸易体系下实现了统一——达成了WTO协议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促进技术转让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各国均应调整其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以符合这样的目标。然而,各国立法之具体设计并不可能超越国家利益而统一于促进自身核心技术的跨国转移。这导致了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至今难以向发展中国家有效转让。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结合气候有益技术Know-how转让之现实困境,重新审视了主要技术输出国美国和主要技术进口国中国的专利和商业秘密立法。我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应从促进我国气候有益技术获取和发展以及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利益角度,吸取美国立法与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并着手调整国内立法和外交策略。     

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继承与调整：目标、工具和效应

拜登执政以来,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基本内核,而且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就政策目标而言,护持网络霸权是两届政府的总体特征。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目标,追求网络技术霸权、网络制度霸权和网络文化霸权。就政策工具而言,拜登政府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并非对前任政策的简单套用,而是政策调整。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治理方式激进,实施退出外交;拜登政府重视盟友集团,运用国际规则,开展缓进式治理。就政策效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治理削弱了霸权合法性,拜登政府的缓进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网络霸权。然而,拜登的政策调整同样存在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结构性矛盾。     

金砖国家气候合作:动力与机制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同一性是国际社会必须削减人为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多样性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国家利益差异。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使得全球层面的气候谈判艰难前行,因此有必要在特定国家之间展开小范围气候合作以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金砖国家需要积极建构未来国际气候秩序以维护自身发展权利,同时需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崛起,这分别构成了金砖国家气候合作的外生动力和内生动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为金融支持五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未来应完善这一机制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金砖国家低碳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