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中和”为美是书法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基本原则

一、“中和”美的理论基础 艺术上谈的无过与无不及的“中和”思想,正是儒家哲学的“中庸”思想在艺术上的具体体现。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孔子的美学批评的尺度。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何谓“中”,在《中庸》篇中是这样解释的,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即人的内心处于虚静淡然,不偏不倚的境界,称为“中”;何谓“庸”,《中庸》认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庸,是平常,节,是法度,常理。其意思是说,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要符合     

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功之作——读《大学直解·中庸直解》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 ,人们自然会想到《四书》、《大学》和《中庸》。《大学》是儒家最全面、最系统地阐述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篇政治论文 ,而《中庸》则是儒家学说中第一部最精密的哲学论文 ,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宋代程颢、程颐将二者摘出 ,整理编次 ,与《论语》、《孟子》并列。二程认为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儒家道德的传文。其后朱熹祖述二程之说 ,将二书辑为定本 ,与《论》、《孟》放在一起 ,正式称为《四书》,并撰作《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中和”问题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 ,朱熹主“心为已发 ,性为未发” ,在新说中 ,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 ,在修养方法上 ,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 ,察识于已发”。正是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 ,朱熹确立了自己的问学宗旨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中和"说:朱熹理学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中和"说是朱熹为他的理学体系奠下的第一块基石.他的"中和"说的形成,经历了从师事李侗到转向湖湘派再回到程颐的长期探索."中和"说的形成,使传统的"中庸"思想不仅突出了"中和"的内涵,而且赋予了以人的行为自律、情感中节来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内容,从而通过人的自觉来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中庸》对“中”、“大”的融合

山东大学2005级文艺学博士生孟庆雷在《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崇“大”———论儒道两家和谐观的差异与融合》的来稿中指出:如果说在《易传》中尚“中”与崇“大”两种思想还处在并行阶段,尚未完全融合,那么到《中庸》则完成了这一融合。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中庸》其主要思想自然是儒家方面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于《中庸》的这一主题思想,朱熹认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     

论丁若镛对朱熹《中庸章句》心性说的批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庸》的纲领,涉及到性、命、道、教等心性说的一系列概念,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朱熹沉潜反复数十年,汇通诸家而成《中庸章句》,成就最为杰出。朝鲜学者丁茶山诘难朱熹的《中庸》心性说,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今由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尊德义》等篇出土文献,而知朱熹之说更接近于《中庸》的本义,二氏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和涵养察识的修养方法

心统性情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宇宙观和认识论相互渗透的新思想。朱熹心统性情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心体流行的“中和旧说”;思虑未萌为未发,思虑已萌为已发的“中和新说”;《太极图说解》、《仁说》和心主性情理论的系统化;朱陆之辨、“理在气先”与“心统性情”。     

试论《中庸》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

《中庸》以“诚”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并将“诚”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由此推演出了一整套完整的伦理政治理论。同时,以一个“内通于性,上通于命”的“中”字作为沟通个体内在心性和外在道德实践的桥梁,通过个体的内心不断的“诚诚”和日常生活中的“用中”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中和”境界。这一过程使《中庸》在其思想体系的逻辑架构上,较之先秦其他儒学文本而自成一体,卓有建树。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张载的“大心无我”“穷理尽性”的心性功夫论析解1

功夫论是张载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张载心性理论在个人修养、实践层面的落实和体现。张载的心性工夫论是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与《中庸》的“至诚”“、尽性”和《易传》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整合和提升,提出了“大其心”的直觉体认方法。张载的功夫论表现为一个“成性”的修养过程,最终实现“至于命”的最高境界。     

"四书"概念的形成与儒家心性论的彰显

"四书"是直到宋代才出现的概念,"四书"概念的形成过程与"四书"所代表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是不同时期儒家人士批判、吸收、消融佛老思想的过程,更是儒家心性论的彰显、发展、完善及繁荣的过程。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杨时在湖南浏阳的史迹探考

杨时(1053—1135年)为宋代著名学者、理学家,字行可,后改中立。世居福建南剑州将东县北的龟山(封山之脉),号龟山先生。生于宋仁宗皇佑五年十一月,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四月,终年83岁,谥号文靖。杨时先后师学于程颢、程颐,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元佑八年(1093)和游酢一起到洛阳拜程颐为师,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又与罗从彦、李侗     

朱熹的“理学”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哲学

哲学“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致卢格》)哲学斗争同政治斗争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哲学理论,无不表现着一定阶级的需要,维护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宋代朱熹的“理学”,就是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反动哲学。一朱熹(公元一一三○～一二○○年),字元晦,号晦庵,安徽婺源人,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他通过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全部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上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最起作用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     

《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辨析——兼论“理一分殊”提法的来源

本归纳了《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指出理学界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在儒学内部，是受了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鼓舞。由于“一本”“二本”也是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话语来源，本着重分析了两种提法之间的关系，指出程颐本之《孟子》提出“理一分殊”，实原出于赵岐的误读。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庸

中庸一词为孔子所首创,《论语·雍也》篇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论语>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见《十三经注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不偏之谓之,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中概括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综上各家所注,对中庸概括三句话解释,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