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漫议──孔子思想探索之九

“德主刑辅”漫议──孔子思想探索之九杨信义对周公“明德慎刑”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德”和“刑”的结合，最早见诸《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行，不敢侮鳏寡。庸庸、抵祗、威威，显民。”应当指出的是，周公的“明德”也好，“慎行”也罢，并...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老子与《尚书》

老子的学说源于古代的道术。这些古代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相当多地保存在《尚书》中。《尚书》中多次以涉渊水比喻治国，《洪范》篇更总结了人们对水性的认识，给予老子以深刻影响。《尚书》历记夏、商、周时期人们天命观的演变，由《商书》的天命失落到《周书》的敬德保民，“德”的范畴被老子继承发展，诸如不争、忍、柔、谦下、慎初与慎终、保民，这些都构成了老子伦理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老子在《尚书》“含德”、“重积德”的基础上提出了“孔德”、“常德”，以此为中介，进而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玄德”。老子继承了《尚书》中的道，井把它上升为宇宙本源和自然法则。     

从《五行》、《六德》看前期儒家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设计

《五行》、《六德》是思孟学派在充分认识人类自我的前提下建构的和谐人类内外秩序的两大制度创新。《五行》依《尚书》洪范九畴之＂五行＂旧瓶装思孟学派重塑人类内在精神秩序之新酒,《六德》以《周易》之六位反观人类社会君臣、父子、夫妇之六职,设六德,教六艺,以生德于中。实现儒家所愿望的秩序原则、和谐原则的统一。其理论创制的勇气和思路在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国语》、《左传》中的家庭道德教育及其现代价值

《国语》、《左传》记述的家德教育的内容、方法是对周公以来家训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使德教成为家教的核心内容并基本定势化。批判地取其精华,捨其糟粕,对于改善今天的家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尚书》的历史意识及其普遍主义情怀

《尚书》记录了三代时期的一些王事,初步具有运用历史的意识。在"勤用明德"和"不敬厥德"两类正反不同类型的王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天命视王"德"之有无而更替王权的力量,而且透过这种"以德配天"模式,看到其中人的因素的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保民"而体现出来的,最终以"人心"为天或天命中的核心因素,表明了《尚书》的一种普遍主义情怀。此观念既体现了我国先民最初的"天人合一"思想,又蕴含有一种于变易中追求永恒的辩证历史观念。     

周代兵制初论

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西至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尚书·大诰》),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了“大邦殷”(《尚书·召诰》)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固巩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者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又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初的这种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目的在于作为周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实际上具有武装殖民性质。     

先秦“天命”观的发展及其道德内涵 ——从周公到孔子

"天"及"天命"是中国传统伦理所预设的道德彼岸."天"及"天命"作为文化概念的提出在西周初年,其道德内涵则因周公而确立.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天命"思想,使"天命"由眷顾天下的统治者进而惠及每一个有德者.个体"体天命"的过程亦是"天命"的道德内化过程.     

清华简《尹诰》与《咸有一德》相关文献梳理及其关系考论

清华简《尹诰》篇公布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热烈讨论,但许多问题仍有待研究,如关于其篇名命名问题,其与《尚书·咸有一德》篇之关系问题,其能否证明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篇之伪,等等。利用二重证据法,系统梳理《尹诰》《咸有一德》相关的文献记载,并对上述问题进行考论,通过比对、分析,认为《尹诰》篇与真古文《咸有一德》、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皆无关系,是独立成篇,名之为《尹诰》没有问题,其不能为证明今本《咸有一德》之伪提供有力证据。     

从圣王到圣人——从孔子作《春秋》看孔孟的人格建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孔子是否为《春秋》作者的问题存有争议。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图通过逻辑推论的方法证明孔子确为其作者。文王之后,其子武王与周公分别继承“君”位与“师”位。孔子认为“师”,而非“君”才是“天命”的承接者。基于此,自视斯文在兹的孔子受命而作《春秋》,经此“僭越”完成了对传统“德行—政权”二元结构的改造,一个“德行—人格”的新结构于是诞生。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辨析“师”与“臣”的身份差异,强调了“师”高于“君”的地位。同时,他将孔子推上了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的高位,以彰显其作《春秋》的历史意义。通过圣化孔子,孟子建立起一个超越政权与道德束缚的“最高人格”的形象。     

《尚书》中的周公

周公姬旦,是我国远古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关于周公其人其事,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资料集《尚书》中,有大量记载。该文依据《尚书》中的有关资料,对周公作番考察     

《尚书》民本思想初探

“民维邦本,本固邦宁”.这种民本思想萌发于《尚书》,到春秋战国经儒家学派的阐释(?)发展,逐渐形成为完整的政治学说,为历代开明的政治家所信奉.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试探《尚书》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敬天保民夏商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宗教世界观有密切相关的神学思想,统治阶级极力利用神权进行统治.“有夏服天命”.禹“致孝乎鬼神”,这都说明夏代君主已经开始用“天命”“鬼神”之说,给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周朝建立,中国历史进入早期封建社会,即封建领主制社会.周初统治者继承了商代神学思想,大力宣扬君权神授,说什么“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还宣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告诉人们.文王之所以成为万民君主,是因为他的美德显示天下,为天所佑,所以周族虽是旧邦小国,但天命叫它革旧更新.《尚书·康诰》还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     

《尚书》中的"身"与"德"

《尚书》中包含着丰富的身体思想意蕴,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身体观的原初语境.在《尚书》的语义环境中,身体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形象之体,身体以价值原点的形式,将人与德绾接为一体,为后世儒道哲学的萌发备足了思想发挥的情境空间.以《尚书》为中心进行考察,提炼先贤最早如何跳脱出自然之身,赋予身以德性之意味,对于从整体上驾驭传统哲学的生变线索,意义鲜明.     

试论《尚书》中的周公

《尚书》有古文与今文之分,古文尚书是晋人的伪作,今文尚书除尧典、皋陶谟、后世的作品外,其他诸篇均比较可靠。禹贡、洪范、吕刑等篇是研究殷代和周初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本文试图根据《尚书》来探索周公在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武王死时,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是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杰出的政治家,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在周王朝     

《周公评传——儒家视野中的大儒》述评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华夏文化形成与奠基时期,周公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公的"制礼作乐"历来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典故,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周公也是推崇备至,一生以追求文武周公之道为理想,他晚年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句话,要讨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周公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由于年代久远,有关周公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极为匮乏,除《尚书》一些篇目和《史记·周本纪》《史记·鲁周公世家》《诗经》中保存了部分较为可信的周公言论事迹外,其他的周公事迹多半出于后人的追述,存在不少传说的成分.史料的缺乏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对于那些追述、传说而言,又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周公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20世纪初新史学革命以来,深受疑古思潮、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以及社会现实环境等的影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现代意义持有偏见,或者对古代历史上那些追述、传说的周公事迹始终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因此有关周公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较为系统性的成果实在不多.上个世纪20年代,钱穆先生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时,见到日本学者林泰辅所著《周公及其时代》,考述周公及其时代之相关史实,虽时有未臻完密之处,却堪为研究周公的一部专著,遂于课余之暇,摘译而成《周公》一书.最近多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在周公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和成果,比如杨朝明的《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辜堪生、刘学林的《周公评传》(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吕庙军的《周公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     

权力话语与政治诗学——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中心的讨论

《周公之琴舞》组诗表达了周公对成王的训诫及成王身为"需(孺)子"对周公训诫的信任两方面内容,要达成的政治目的,一是周公摄政的地位得到尊重,西周政权得以巩固;二是成王作为天子的身份不容挑战。周公制郊祀,立明堂而产生"天子行孝,四夷和平"的政治效应,其历史业绩突出表现为"孝治",这可为理解周公所作《多士儆毖》中对于"孝"的强调提供一个思路。"琴舞"中成王所作"元纳启"部分,称"文非易帀",而传世文献《诗经·周颂·敬之》相近部分则作"命不易哉",联系先秦与汉代文献中所称的质家亲亲而兄终弟及,文家尊尊而重世子,质文相复的历史观,则"文非易帀"实际上暗含着成王对于自己作为武王嫡长子继位的合法性的申明。《周公之琴舞》充分发挥了歌诗所特有的巫术功能,并借助"琴舞"的独特功效,强化了上述政治理念。嫡长子继承制由此确立,并成为"百王不易之制"。     

《尚书》“革命”论的提出及其历史影响

从思想产生与历史发展来看,《周易.彖辞》中的＂汤武革命＂说实际上晚于《尚书》＂革命＂论,前者极有可能就是归纳或引用自后者。《尚书》＂革命＂论的基本内涵是：天子之位惟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如果＂失德甚重＂就会被得民心、顺＂天命＂者取代,其实质是一种民本道德主义。《尚书》＂革命＂论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 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 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 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