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合作与我国能源类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

国际能源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能源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能源国际合作，并形成了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框架；同时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积极参与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些合作方式为国内能源类高校提供了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使国内高校在能源政策法规、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利用等方面与境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     

从光伏拉锯到风能之争——中美新能源合作的博弈解读

包括光伏、风能在内的新能源产业之争,已在中美之间初露端倪。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中国逐渐崛起为世界上能源消耗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化国家。讨论中美新能源合作及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逐渐成为了中美关系的热点议题。本文分析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开发与转让和节能减排目标确定两大新能源合作关键议题的合作困境,并使用"博弈均衡"这一概念,讨论如何促进中美新能源合作,以更好地推动崛起中的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建设性发展。     

从光伏拉锯到风能之争——中美新能源合作的博弈解读

包括光伏、风能在内的新能源产业之争,已在中美之间初露端倪。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中国逐渐崛起为世界上能源消耗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化国家。讨论中美新能源合作及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逐渐成为了中美关系的热点议题。本文分析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开发与转让和节能减排目标确定两大新能源合作关键议题的合作困境,并使用"博弈均衡"这一概念,讨论如何促进中美新能源合作,以更好地推动崛起中的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建设性发展。     

中国能源革命与低碳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排CO2的紧迫形势下,世界出现了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的潮流,强化节能和能源结构低碳化已成为大国能源战略的共同选择.我国当前工业化阶段能源需求较快上升的趋势,也带来严重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局面.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既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我国新形势下的能源战略要有创新的思路,要引导和调控需求,大幅度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益,同时加强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气等低碳能源,促进能源体系清洁化和低碳化,并且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以多元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因此,为实现我国能源发展高效、安全、清洁、低碳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快能源体制和市场机制改革,转变发展观念,顺应世界能源变革潮流,增强低碳发展的竞争能力.     

论《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及其对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启示

《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是美国最具革命性和影响力的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共分为五大部分: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缓全球变暖污染、转向清洁能源经济以及农业和森林所涉及的抵销。该法案遵循"命令——控制"模式和市场调控模式相结合的立法思路,以气候衍生品作为调节影响气候变化行为的主导工具。我国应当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市场机制促进国内碳减排和增加碳汇。我国的气候立法应当减缓与适应并重,分领域有重点地进行气候治理。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背景下中英能源白皮书话语对比研究

在全球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背景下,许多国家发布能源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声明其能源新政。基于能源话语视角,以中国和英国2020年发布的能源白皮书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辅助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比中国和英国能源政策在关注点、话语特征等方面的异同,结合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阐释两国能源白皮书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研究表明,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是两国能源政策的共同关注点,中国能源白皮书更多呈现为一种行动纲领,立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主动担当,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与共建生态文明;英国则遵循“问题—解决”的逻辑,关注“生活成本危机”,力图在低碳技术创新、政策改革上寻求以英国为主导的全球合作。     

《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4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包括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全球变暖污染以及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该法和美国新能源政策走势必将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可对中国新能源法律与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氢能源基本战略”与全球气候治理

作为能源依赖型国家,日本经历福岛核电事故后再次面临能源困境,与此同时气候减排压力也不断增加。在慎重考虑核发电、重回火力发电、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FIT制度)等多措施并行的情况下,日本的减排困境依然未能有效突破。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技术来突破能源困境,落实气候减排承诺。"氢能源基本战略"作为日本新能源政策的最新落脚点,无论是产业技术还是政策特征都具有优势。该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日本突破能源困境,缓解日本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的减排压力,帮助日本完成《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帮助日本提高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提升日本在国际环保领域的外交影响力。此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结合产业发展这种气候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的模式,也为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国清洁能源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与趋势——兼论美国超导诉中国华锐风电案

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贸易规则之间的碎片化衔接凸显了清洁能源产业竞争中的知识产权议题。通过梳理美国超导公司与中国华锐风电在中国境内外的一系列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探讨中国清洁能源领域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与趋势。境外跨国公司擅于运用知识产权诉讼排挤竞争对手,采用专利诉讼、软件著作权诉讼、商业秘密诉讼以及商标诉讼等多管齐下的诉讼策略。反垄断规则尚未成为中国限制知识产权滥诉的关键工具。境外跨国公司采用择地行诉以获取对其有利的司法判决,给中国的知识产权公正司法提出新的挑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清洁能源全球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的作用不仅在于保护私权,亦应可持续性地促成清洁能源的技术转移。     

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德国外交路径及其启示

德国所颁布的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不仅成为其国内低碳转型的核心支柱,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和战略定位。鉴于可再生能源议题在联合国层面一直滞缓难行,德国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外交实践来推进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的制度化进程,通过召开国际清洁能源大会(IRECS)、建立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多元路径塑造自身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力。基于对制度性领导概念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德国外交发展路径的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出德国通过企业家型、话语理念型和方向型领导路径来打造一种制度性领导优势,且不同制度性领导路径之间相互支持。面对各种阻碍势力和制度性竞争者,德国通过话语框定、主场外交、议程嵌入、盟友寻求及共识网络建构等外交策略选择不断推进其制度性领导步伐。鉴于德国制度性领导的外交路径经验,中国需要利用自身在可再生能源上的结构性优势,通过灵活多元的可再生能源外交,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绿色制度性话语权。     

关于我国能源革命与核电发展的探讨

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指出:"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和"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世界能源革命的历史表明:能源革命从低碳能源向高碳能源又回归到低碳能源;第一次能源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巨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资源耗用、生态损害和环境污染。从而引发低碳经济的新能源第二次革命。因此,我国能源革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老路,应进行以核能为主的新能源革命。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体制、能源技术革命和国际合作是我国新能源革命的任务,我国能源革命要实现三步跨越并为两步跨越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直到21世界中叶建国100周年时才可能完成。各国大量资料证明:核电是化石能最有潜力、高效、清洁、可靠的替代能源,能承担替代化石能源的重任。     

美国参与格陵兰稀土项目：现状、动因及影响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气候变暖带来的北极资源可开采性增强,储量巨大且尚未被开发的格陵兰稀土资源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以“官民结合”的方式参与格陵兰稀土项目,并对中国企业的参与施加恶意阻挠,此举既是为提升自身的稀土供应能力,建立相对独立的稀土供应链,又是出于对格陵兰战略价值和北极地区清洁能源外交话语权的重视。美国对于格陵兰稀土资源的争夺将进一步密切其与格陵兰自治政府的双边合作关系,同时或将影响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状况及全球稀土资源分配格局。     

一道“围棋擂台赛”问题的探究

进入21世纪,积极推进“务实外交”的俄罗斯开始大举在全球范围内布下能源大棋局,在国际上推行能源外交。俄罗斯在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量日益增长的情形下,以其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后盾,在全球大打能源牌。一方面利用世界能源价格上涨的行情,加强能源载体的出口创汇,用“石油美元”振兴俄罗斯经济;另一方面又以能源为武器来突显自己的大国形象,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他国进行制衡和控制。     

拜登政府气候政策:原因、特点及中美合作方向

美国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优先政策之一,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对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影响。拜登个人的气候政策偏好、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提振美国经济是拜登推行气候新政的重要动因。通过总统的行政权力迅速推行气候政策,积极开展气候外交谋求气候领域的全球领导力,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产业、就业等经济政策紧密结合是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主要特点。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核心政策议题为扩大中美气候合作、改善双边关系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中长期看美国的气候政策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在与美国开展气候合作的同时也需保持自身战略定力和灵活性。     

互动结构与中国开展海外能源合作研究

中国开展海外能源合作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环节。进入21世纪,中国在提升自身海外能源合作能力方面有了较大转变。总体而言,以提升能源合作的结构化影响力为主要方向,以改变能源合作关系中的结构性制衡为重要手段,以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能源变革的综合实力为核心目标,具体包括：首先,对能源领域中集合资源禀赋与技术禀赋的“能源分配主体”,积极推广中国倡导的“能源关系结构”,进而实现对国家能源外交行为的正面塑造。同时,对有能力干预国际能源合作进程的制度性“能源约束主体”,扩展完善中国构筑的“能源制度结构”,进而降低关于“合作信号”的误读,保障合作周期的连续性。最后,量化宽松能源资本结算市场中的“能源交易主体”,正视人民币石油期货的交易载体属性,推动搭建灵活的“能源结算结构”,为中国海外能源合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进一步为提升国家参与全球能源变革的综合实力进行合理“加持”。     

国际能源政治背景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立法

国际能源政治格局的形成,对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和严峻挑战,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应增加政策性条款的份量,扩大其覆盖面;引入软法,以应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多变与不确定性;增加促进性条款,鼓励能源技术革新,为能源外交提供法律基础;在立法理念、立法模式上则尽可能保持与世界先进立法趋同。     

试析新时期中国多边能源外交与国际合作

多边能源外交已成为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趋势,中国多边能源外交发展迟缓,亟待加强。新能源安全观是中国多边能源外交的基本指导原则。中国多边能源外交经历了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双边能源外交基础上发展起来。中国多边能源外交途径多样,领域宽泛。但中国多边能源外交的不足也很明显,在后续发展中须坚持国家利益诉求与国际责任义务相协调,加强能源外交力度,拓展外交空间。     

非常规能源技术进步视角下东北亚能源合作新机遇

东北亚各国间的能源合作已经有数十年历史,受能源技术的制约,20世纪东北亚各国能源合作主要停留在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进出口合作、核能技术合作与电力贸易的初级阶段。21世纪初,随着东北亚各国能源需求激增和页岩气开采等非常规能源技术的进步,东北亚各国间的能源合作已经逐渐由传统能源领域向非常规能源领域拓展。非常规能源技术进步为东北亚能源合作带来新机遇,从而促使东北亚能源合作紧密持续发展。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的比较分析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接近而不断向前推进。奥巴马政府希望把发展清洁能源的环保政策和经济复兴计划结合在一起,使美国重新掌握国际气候政治的领导权。欧盟主张通过设置具体的减排目标,继续使用京都模式来展示其领导力。美欧的分歧主要是"碳资本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两种不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竞争。同时,由于全球气候治理的自主性降低了外交谈判的意义,因此美欧气候政策中的冲突不易调和。     

中亚的地区特点与中国的中亚能源外交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储量较为丰富,地条件优越、地政治的总体态势比较有利于中国,同时坚持“友邻、安邻、富邻”的基本方针。中亚各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局势动荡、经济上的脆弱性以及该地区本身的内忧外患,要求中国在能源外交中应注意其政局走向。并且在能源外交中应坚持“和而不同,共谋发展”的原则,中亚各国在外交上以平衡为核心,要求中国在能源合作中以多元外交为实践原则,这是各国坚持平衡外交的必然性,中国需要把中亚国家的多元外交作为必须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