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朝鲜才女许兰雪轩的诗作及其在中国的流传

许兰雪轩是朝鲜中期著名女诗人,在韩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末援朝抗倭的特殊历史机遇,使许兰雪轩诗最先通过中国文人编选的《朝鲜诗选》得以面世,并在中原大地引发了一股传布朝鲜女性汉诗的热潮。朱之蕃为《兰雪轩集》撰写小引,使许兰雪轩名声大振。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和朱彝尊的《明诗综》使许兰雪轩登上中国诗坛的大雅之堂,名传千古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绵州巴歌》新解

《绵州巴歌》是一首地方色彩比较浓厚的古代歌谣,《乐苑》、《骈字类编》、《古诗源》、《古谣谚》、《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书均载入;《五灯会元》卷十九有五祖“操蜀音唱《绵州巴歌》”,明人杨慎全文引用此歌谣写的《送余学官归罗江》一诗也收入《明诗综》、《明诗别裁》,但均无注释。近人选注此诗的,仅见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个选本影响较大,己翻印多次,并出了修订版。可是两书中对这首诗的注释一直未加修改。我认为余先生对这首诗的解释尚可商榷。今不揣浅陋,试作新解,     

王渔洋《唐贤三昧集》选诗特征探微——兼与《唐诗别裁集》比较

《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两部选本都是清人唐诗选本中的佳作,学者们往往将二选割裂进行研究。其实,二选的编选者王士禛与沈德潜年代接近,两人又皆为清代诗歌创作与选本编纂的大家,沈德潜虽受过王士禛诗学观的影响,但《唐诗别裁集》与《唐贤三昧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唐贤三昧集》是规模较小、选盛唐而不选"李杜"、独尊"诗佛"王维、注重"神韵"意境的极富特色之选本。通过《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二选差异的比较,能够更清晰地窥见《唐贤三昧集》中这些具体的选诗特征。     

钱谦益的诗学理论

钱谦益曾左右明清诗坛近四十年，所著《列朝诗集小传》记录和评议明代诗人两千余家，《初学集》与《有学集》中大量的序跋书信，更广泛地论及诗歌写作和理论问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著作在乾隆年代普遭受查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未能受到足够重视。本文从钱氏研治诗学的历程入手，深入地分析阐述了他总结明诗提出的“三变”说、“宣导情性，陶写物变”的理论核心以及“学溯九流，书破万卷”的学诗途径等重要问题，认为钱氏诗学理论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值得肯定，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应受到充分重视。     

绍兴的文人结社(续)

三、明永乐年间的“鉴湖吟社”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朱纯,字克粹,与罗颀、张皓相结鉴湖吟社”。陈田《明诗纪事》乙签十四作“鉴湖诗社”,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作“鉴湖吟社”。郭绍虞先生考定结社活动当在永乐二十二年期间(见《照隅室古典     

《古诗归》选评特色初探

《古诗归》、《唐诗归》,晚明时影响很大,以至当时有“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之说(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钟惺》)。清朱彝尊对此书甚为不满,但也不能不承认它的影响:“《诗归》既出,纸贵一时”(《明诗综》卷六六)。对于这样一部有重大影响的选本,清初之后渐被冷落,《四库全书总目》甚至说,该书“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元(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     

容庚《金文编》诸版序言漫议

该文从政治和学术的角度探讨容庚先生《金文编》各版序言不断更换的原因 ;而自序内容 60年来没有改变过 ,这与容庚先生自抗战以后 ,环境大变 ,学术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书画史方面的研究有关。文章还探讨了容庚先生学术生涯中少见的文学批评———《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的写作动机。对第四版《金文编》序言的体例提出批评意见。     

李梦阳古文评价

李梦阳是明中叶文坛上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力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影响颇大,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地位。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传世。后人较重视他的诗,清人沈德潜编的《明诗别裁集》中选了他的诗四十七首,以对他的古文却不够重视,即使有人偶而提到,也多持贬抑态度。直至目前,尚未见较全面、较深入地研     

《黄景仁诗选》指瑕

黄景仁是清代著名诗人,“毗陵七子”之一.李圣华先生的《黄景仁诗选》以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两当轩集》为底本,参以其他刻本与选本,选黄景仁诗348首.经校勘整理,发现《黄景仁诗选》存在诸多文字误植及注释错误,这主要源于作者不够“知人论世”,未区分形近、意近字,不明平仄,不辨韵脚,不识对仗,不解诗意,错认僻典为熟典,典故出处失注.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论沈德潜对白居易的评价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迄今为止仍然较为流行的唐诗选本,其对唐代诗人的评价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此选本修订多次,变化最大的是对白居易的评价。早期相当轻视,后期受到《御选唐宋诗醇》的影响,极为强调儒家诗教传统及德治精神,故赋予白居易唐诗大家的地位。     

从《皇明诗选》的选编看陈子龙诗论中的“风雅之旨”

陈子龙等人编选《皇明诗选》的目的是借助对七子之学的重提来实现诗歌创作中风雅精神的回归。在内容上,他要求诗歌应该合于大雅,有风人之旨,又能够止于温厚,无怨怼之词;在外在的方面,强调辨体,要求诗歌音节婉亮,合于一定的法度。《皇明诗选》的选编与陈子龙的社事活动与实学经世思想不可分割。     

再谈高彝与《七子诗选》——《关于“大学头”及其他》补说

1753年沈德潜编刊《七子诗选》，1757年高彝将此书加以删节，在日本出版和刻本，书末附录了他的《寄吴中七子诗》。根据《寄吴中七子诗》，可知《诗学新论》中记载的伪造的七子回赠高彝的和韵诗署名有误。释大潮是高彝的老师，他对高彝被骗事件曾发表过评论。     

论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及其诗学意义

孙桐生所编《国朝全蜀诗钞》为重要的地域清诗选本，在巴蜀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目前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尚不全面。其体例为评选结合型，阵容庞大，编排合理。选源广泛涉及已有诗选、诗集、孙氏所记及友朋所钞、诗话、笔记、方志等方面。孙氏之所以编选《诗钞》,一为保存蜀地文献，二为光大巴蜀诗学。《诗钞》既大量入选性情诗，又不废有补风化之作和试帖诗，彰显了孙氏“崇性情、重教化、尚技巧”的诗学观。孙氏于所选诗人诗作的评语，也阐发了其于诗歌方面的见解：重神味、尚雄健，要有新意，语言要清丽淡雅。《国朝全蜀诗钞》在清至近代巴蜀诗歌选本的编撰史上不仅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还极具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有利于清代巴蜀诗史和诗学史研究的深化。     

“法”、“悟、”化“——《诗薮》的创作论

胡应麟在《诗薮》中继承了严羽、明代前后七子等前人的诗学理论并加以改造，将学诗的过程概括为“法”、“悟”、“化”三个阶段，极大地丰富了这些范畴的内涵，形成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完成了对明代主流诗学的整理和集成，为我们以新的视野来审视明代文学复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潜溪诗眼》之诗学价值

《潜溪诗眼》条目虽不多，但其中却有富含诗学价值的内容，特别是涉及“识”、“炼字”、“命意”等的内容。其论“识”，与黄庭坚、严羽之论有相通之处；其论“句法”，亦有可取之处，与黄庭坚、吕本中有同有异；其论“命意”，涉及“言”与“意”之重要内涵。     

京口瓜洲一水间——论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

《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学者追捧,士子研习,“文选学”随之兴起,来自扬州、润州的曹宪、魏模、公孙罗、许淹等众多学者注音释义,推动“文选学”走向兴盛,其后“文选学”迅速突破地域局限,风靡京师,辐射全国。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选学”逐渐酝酿成熟,京师掀起编撰浪潮,著名诗选家殷璠辑录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三部选本均与扬州、润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部分唐人选唐诗与“文选学”不仅存在学术渊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因缘,即“文选学”由扬州、润州流传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流传到扬州、润州,二者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州、润州有着不解之缘。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