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诗人的时空慨叹

汉末魏晋诗歌重思辨，善于从时空的高度探讨人生的意义，追寻生命的本源。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诗歌，诗中充满了对人生苦短、时流倏忽的慨叹，诗歌风格苍凉而幽愤。及至东晋，王羲之、陶渊明用对自然人生的彻悟和特有的审美观稀释了人生短暂带来的痛苦，时空意识逐渐趋向和谐、宁静，逐渐消解了生命的忧患意识     

黄培芳的岭南诗学立场

黄培芳是岭南香山黄氏家族传衍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也是岭南诗派在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培芳出身于“文化世家”,家学传承深刻影响着他的人生理想、人生选择和诗学宗尚。黄培芳坚守岭南诗派“正始元音”的诗学立场,坚持“诗之源在《诗三百》”的主张和“诗言性情”的诗学理论,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诗歌创作实践,在岭南诗学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     

庄子人生哲学及其在魏晋的文学意义

成《易》《老》之学盛行于正始前期,《庄子》大兴于正始后期。从玄学中老庄地位的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政治哲学向人生哲学的转化。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特色是精神上的“逍遥游”。到正始后期,士人已意识到政治黑暗无望,要摆脱名教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自然更倾心于《庄子》。于是,文人便能把抽象的思辨转化为一种浪漫哲学和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这种非理性的情感世界越丰富,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也就越大。这就是阮籍、嵇康能成为正始著名的玄学家,同时又是著名文学家的主要原因。     

魏晋赠答诗发展的几个阶段

赠答诗至魏晋始为昌盛，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建安文士集团所作赠答诗，属于承接传统期，显得风流慷慨；正始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创变时期，自是迷茫彷徨；西晋金谷园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赠答诗最繁荣之时期，体现出华靡铺张的特点；东晋兰亭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转型时期，重在体玄悟道。     

阮籍《咏怀诗》思想内容初探

阮籍是魏晋交替时代正始文坛上的代表作家,所以清人宋长白说:“建安七子之后,断推阮公第一.”阮籍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另外《艺文类聚》二六有他的二首四言《咏怀》诗(《全三国诗》辑为三首),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与五言相比,因此我们讨论《咏怀诗》的思想内容,只是就五言而论.我认为阮籍的诗歌创作,原来并不都叫《咏怀》,而是各有其题.《晋书》本传就说过他“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但是臧荣绪作《晋书》,已说他“作五言诗《咏怀》八十余篇”,可见此时阮籍的诗作已统称《咏怀》了.大约在阮籍生前,为了避祸,已把原来的题目如《豪杰诗》者一概删去,而以《咏怀》统一之.没有了题目,诗里所咏的事实就更难以指认,欲因其对时事的可否而致之罪者如钟会之流就更难以下手了.吴汝纶说:“要其中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之为《咏怀》耳.”吴氏虽是推测之词,但却是合理之说.     

潇洒的庄严与幽默的崇高

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止酒》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体风貌,那就是每句诗都含有一个“止”字。对于这种诗体形式以及这首诗的题旨,前人见仁见智,颇多争议。通过掘发《止酒》诗在诗史上的特殊意义以及融会多元思想于一炉的深隐寄托,展示其似浅实深、由浅入深、浅深兼赅、浅深相照的艺术特质,揭示其历史原貌。《止酒》诗的诗体形式渊源于著名的汉代乐府诗《江南》古辞,融会儒道思想于一炉。其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文人墨客诗酒风流的精神空间,由此后代诗人形成了以止酒为高、以止酒为雅的代代不绝的“止酒情结”,而这也成为一种胸怀洒脱的人格象征。美是生命,酒神的舞蹈乃是生命的欢歌。美是凝视自己镜中身影的永恒,陶渊明的饮酒是永恒,陶渊明的止酒是明镜。     

经学中的文学因素——试析《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

《毛诗正义》虽属传统的解经范式，但其对《诗经》艺术表现特征的总结引人注目。在情志合一、直言非诗的理论基础上，它对《诗经》章法结构、用韵情况和赋比兴手法等做了系统深八的分析与总结。     

中古“公宴”诗初探

《文选》诗有“公宴”类，其界域定位为吟咏所参加的公卿帝王宴会。建安公宴诗，描摹宴饮场景，抒发情感深具个人色彩；西晋公宴诗，多应命之作，多歌功颂德；东晋未来齐梁公宴诗，吟咏他事成分增加，且多自然景物的描摹。公宴诗常常是集体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常与文学集团的形成发展有密切关系；由此而言，宴饮主持者也有出色的吟咏宴饮之作。公宴诗起源于《诗经·小雅》、《楚辞》对宴饮及宴饮场面的述写。     

忧伤而深沉的心灵之歌——阮籍《咏怀诗》初探

魏晋至南北朝其间,充满了战乱、灾难、血污、烈火。正始年间的司马氏加紧篡夺曹魏政权,推行虚伪的名教,加强恐怖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开始变态。许多人表面看放纵不羁,风流潇洒,内心却潜藏着巨大的痛苦、忧虑、恐惧之情;常常是口不臧否人物,心中满腹牢骚。“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作为正始文学中成就最高的诗人,其作品也同样深深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以抒发内心感受为主与情感表现的闪烁不定,正是阮籍诗歌的主要特色,这在他的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有明显的体现。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索。     

陆游与菊花枕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素有“收菊作枕”的习惯，他在《剑甫诗稿》中写道：“余年二十时，尚作菊枕诗：采菊缝枕囊，余香满室生。”陆游的《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诗亦云：“采得菊花做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晚年时，陆游又写了一首《老态》诗，诗中曰：“头风便菊枕，足痹倚藜床？”可见菊花不只是观赏名花，还可填制枕头，健身疗疾？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景福殿赋》与何晏的儒家思想──兼论《景福殿赋》主旨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重要赋作，其主旨是表达何晏的政治思想。何晏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但其玄学思想与正始及以后的玄学思想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儒家思想在其《景福殿赋》中有明显的表现。     

阮籍见容于司马氏的原因何在

阮籍(公元210—263),字嗣宗,是我国魏晋之际,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所作《咏怀诗》八十余首,极隐晦曲折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及自己心中极端的苦闷和难以排遣的忧愤,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阮籍生当魏晋更代的多事之秋.据史载,为了同曹魏氏争夺最高统治权,自嘉平元年(249)到景元三年(262)短短的十三年中,司马氏便凭借阴谋和残忍先后进行了七次大的杀伐,结果,曹魏政权的骨干力量被基本击垮.“正始名士”何宴,及夏侯玄、诸葛诞、母     

关于《诗薮》创作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通过对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的再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诗薮》创作次序很可能是内编、外编、杂编、续编；《诗薮》内外编、三编、四编分别有不同的刊本；《诗薮》内编当完成于1587年，《诗薮》外编主体当完成于1588年或更早，《诗薮》杂编不迟于1590年完成，《诗薮》续编完成于1590年以后；《诗薮》开始创作时间当在1584年左右。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儒家思想－兼论《景福殿赋》主旨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重要赋作，其主旨是表达何晏的政治思想。何晏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但其玄学思想与正始及以后的玄学思想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儒家思想在其《景福殿赋》中有明显的表现。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解

《楚辞·九歌》是诗人屈原创作的一组优美的祭事诗。它以古楚的人民信仰和神话故事为题材，表现了楚地的社会习俗、山川风貌，以及深婉的情致和英武不屈的民族精神，成为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楚辞·九歌》作为一组祭事诗，所描写的对象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而...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也说“墓门深更阻侯门”

编辑同志:贵校85年第二期《学报》有考董小宛之死的《释“墓门深更阻侯门”》一文,作者顾启、姜光斗先生旁搜博引,诚有功夫。然对于吴梅村诗中“墓门深更阻侯门”句,其所考辨,多属诗句以行事,似有以旁证当本证之嫌,尚未触及该句诗的本身,故其结语,有容或待辨者。鄙意以为:一,就吴梅村该组诗题称《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并引》来说,已言小宛至死,乃冒氏之妾。吴与冒为同时好友,当悉其事,故其诗可视为纪实。二,至如诗中“墓门深更阻侯门”句,包括陈寅恪在内,前人多未就该句诗的本身作疏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