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精神之汇通

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精神是东西方两种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产物，虽然两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两者同倡不断进取的人生境界，都主张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以及共同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相互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的色彩，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形式，融人世界文化的主流。     

从“肺结核”病名演变看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的多元汇通

19世纪中前期,中、西医对痨病的认知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华传教士在翻译西医痨病知识时,使用的病名经历了从中国人常用的“痨病”到表明病灶的“肺痨”的转变。结核杆菌被发现后,西方医学界将传统的病因当作诱因整合进新的病理学模型中;中医则将传统的“痨虫”与结核杆菌比附,采纳西医表明病灶的“肺痨”病名,舍弃固有医学知识中与现代科学扞格之处,从而实现了近代知识转型。甲午战争后,留日及翻译日文书籍的知识分子将“肺结核”病名引入中国,具有“科学性”但脱离传统医学知识土壤的“肺结核”,在中国的早期推广步履维艰。相较之下,来源于传统又实现现代知识转型的“肺痨”在中国则更为普及。近代中、西医知识转型,进入中国的西医知识及其在地化等,无不体现出近代医学知识形成与普及过程中的多元汇通和知识本身的复杂多样性。     

我国政府治理中的汇通思路

当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过去,然而伴随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政府管理模式却在政府治理的各个方面留存至今。这种管理模式造成财政压力大,各项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低下,人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鉴于此,新时期我国政府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吸收古今中外政府治理的经验得失,采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汇通思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政府要创造合理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放开对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审批准入;有机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创新改善政府管理,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既要满足当前民众的愿望和基本公共需求,又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说诠释

陆九渊的“六经皆我注脚”说，是在宋儒沉溺于辞章和空谈义理的文化背景下提出的，其主要锋芒是指向朱学流弊。它的提出，对突破宋儒通过笺注经书来表达思想理论的框框，破除对传统权威的迷信以及克服儒学复兴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

“六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外来文化汇入中国文化的情况,但这个最初之“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采用“传统之源”的题目,意在澄清中国文化之“源”乃是“六经”,诸子百家只是其“流”.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先秦的元典时代”和“汉以后的经学时代”.这个“元典”既包括“六经”的“元典”,也包括继起的诸子学“元典”.而“六经”又是诸子学之“源”.胡适等人所谓“截断众流”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是不可取的.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陶渊明“六经”观及其文风建构

陶渊明遍综群经,别铸自我新知,形成鲜明的"六经观",主要包括儒家仁孝伦理观、居易天命观和刚健人格观等内容,它们又对陶渊明的文风建构产生深刻影响。在晋宋之交玄风渐衰之际,陶渊明以清新质朴、开心见性的方式表达了对儒学价值观念的皈依和传扬,既是元嘉文坛儒化文风趋盛的先声,又开启了南朝士人儒家进取价值观与闲适生活态度碰撞、融通的文学主题。     

《六经奥论》作者与成书考辨

有关《六经奥论》的作者和成书是一桩公案。通过全面考查,《六经奥论》为改编署名“二郑”的《六经雅言图辨》而成,编定时间大致在宋末。《六经奥论》夹行小注中标注出处和所指部分元初已有,其阐明原因和意义的部分盖出于明初危邦辅祖父之手。《六经奥论》内容确与郑樵有关,但也有许多并非郑樵的言论,所以使用此书应该审慎。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王守雪《两汉文论新释》序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虽是中国解释学的两种不同解释方法,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关键,即解释主体"我"的自觉以及客观化的努力,不过各自的程度不同罢了。王守雪《两汉文论新释——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对此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中西汇通:17世纪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新视野

"知识"问题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传统学术史研究缺乏对这一维度的重视.从古典知识体系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的变迁轨迹,经世之学在17世纪成为重要的学术范式,并因其重视"治国"知识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时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为中国传入为数巨多的西方技术、宗教与伦理著作,中国士大夫在融合中西学术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重要的更新,基本上建立了外传学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名词和学科名称.从而为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化,准备了条件.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抒情学的生成、发展及其汇通轨迹初探

从字源学入手 ,文章清理了抒情学在中、西生成、发展 ,以及如何以“五四”为契机在中国汇通的轨迹。同时 ,较认真地考察了“抒情”与“言志”的区别乃至前者何以不被重视直至“五四”才开始彰显的原因 ,并尝试从心理学 (EQ理论 )、人类学角度阐明感情 (抒情 )活动在理性思维中的作用以及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比较乐观地预测了本世纪抒情学发展的可能性     

由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起

"六经皆史"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章学诚取各家之长,将"六经皆史"作为一个完整命题提出,将经学从神坛上拉下来,等同于史,反对空谈理论,强调学以致用,在经学独尊的漫长岁月里,"六经皆史"的思想犹如夏夜明灭的萤火,时隐时现,对国人的思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     

差异中汇通——宗白华与邓以蛰“书画同源”观之启示

“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的传统命题,中国现代艺术美学家宗白华和邓以蛰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前者从生命本体和艺术意境的角度认为,书者生命之如,画者笔墨之舞;后者从文字发生学和工具创造论层面认为,书（字）生于画,画如笔通心。本文提出“差异中汇通”的“书画同源”观。     

论中国哲学“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

“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解释学方法之一 ,它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 ,而是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 ,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也包含深刻的奴性内蕴 ,限定不足的“六经注我”还容易导致解释过程的随意性和解释结果的虚假性     

康有为“六经五记”与近代经学转型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从破坏的方面说,打破了十三经系统,使人从尊经转向疑经,带来了经学的革命。从建设的方面言,辨伪经传不是目的,康氏在辨伪的同时,又以正名的方式,论证了“孔子作六经”的命题。六经之中,《易》和《春秋》是孔学正宗,而《礼运》《中庸》《孟子》《论语》及《公羊传》等寄寓着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有为主张用五部传记来配六经,藉此重建新的经书系统,此即“六经五记”。通过对经典的注解,康有为建构了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即天元性命之学。由此阐发的仁学思想,则为其政治制度和大同世界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体现出政治学与心性学的统一。康有为的“六经五记”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宋明性理之学,这一调和汉宋的思想体系,为当代的“回归经学”思潮开拓了一种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