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研究述评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是外资国家安全法律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1月至2021年8月近十年期间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相关立法和实践逐步探索并完善,研究范式日趋多元,理论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以2011—2021年CNKI数据库中同“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关系密切的304篇高质量文献为对象,借助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分析发现,该领域研究重点集中于外商投资管理与安全审查规范制度、对外投资安全审查应对、外商投资高风险领域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制度与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衔接等方面。但该领域备受研究者关注的同时也具有合作网络不稳定、研究广度不全面的问题,且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对国内相关理论和实践关注不够及结合新理念的成果不多等不足,后续该领域研究应聚焦国内外资审查规范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领域的安全审查以及同网络安全审查、数据安全审查的衔接,以提高外资国家安全审查能力,维护国家安全。     

论中美BIT中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置——从应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安审”法律风险的角度分析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是我国企业赴美投资时经常面临的法律风险.在近年美国针对外国投资实施的国家安全审查中,呈现出“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审查范围明显扩大,国家安全审查政治因素考量增多,程序的任意性和透明度的缺乏等趋势.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是我国在中美BIT谈判中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根本安全例外条款”对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做妥善安排,对于避免日后双边投资活动中因美国实施国家安全审查而导致的摩擦有重要意义.     

论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

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使得公共利益成为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学者们各有分歧。但基于公共利益对于经济法的特殊性,需要对经济法上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进行探讨。在经济法理论中,需通过区别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与其他相关利益,把握公共利益在经济法中的基础地位,再从价值判断、“类型化”方式等实质标准和事前审查、事后司法救济机制等程序标准进一步加强对公共利益的识别和界定,保障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区域贸易协定审查标准的法律分析

在GATT／WTO体制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审查至今备受批评，导致这一结果的诸多因素中，重要的一个是审查的标准。标准对审查的过程发挥着指导作用，同时又直接关系到审查的结果。目前区域贸易协定的审查标准尚有若干不确定因素。论题结合GATT／WTO的法律规定、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审查和司法审查，提出了涉及区域贸易协定审查的4项标准：“目的性”、“实质上所有”、“总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和“透明度”。     

自贸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思考

2015年4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标志着自贸区确立了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自贸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基础之上,借鉴吸收了国外的国家安全审查经验,但在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方面仍有些许缺憾,安全审查的操作性和效率性受到一定影响,有必要对其补充和细化,使之更加适应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     

国务院公布“新拆迁条例”

1月21日，国务院向社会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条例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于各方关心的拆迁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程序、强制搬迂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条例》明确，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必须以“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     

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的层次及其司法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依其例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例外、第三方利益例外、内部行政信息例外三个逐次递减层次,对这三个层次的司法审查应当依次采用仅审查是否存在合理依据、以利益衡量为基本出发点以及尊重的态度和有效监督并举的三种标准,才能达到兼顾保证信息公开与保证行政主体独立行政职能的目的。     

论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治理——基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

类ChatGPT具有潜意识形态性,其引入和嵌入应用易招致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受资本与西方价值观的浸润,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情报安全,易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并为网络情报的获取和传输提供诸多便利条件；杜撰假舆论,致使社会谣言泛滥,或将挑战社会公共安全；收集存储处理用户数据,严重威胁国家数据安全；阻碍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步伐,使产业跨国转移变得缺乏现实意义并重新定义社会人力资源成本上限,或将挟制他国经济发展安全。我国算法审查制度面临专门审查主体缺失、审查范围不明和审查法律规范体系化水平严重滞后等现实问题。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明确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的、国务院数据安全局负责执行的算法安全专门审查主体机制,统筹算法审查宏观设计；充分发挥平台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协同共治效能,夯实算法审查的社会基础；将算法文化监控、算法可解释性和算法可控性纳入算法审查范围,合理评估算法对国家和社会的冲击,明确算法安全内容；制定“算法安全法”以破解政策敏锐立法滞后的困局,回应算法安全制度的现实需求和总体国家安全的需要,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监管能力,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算法霸权,加速推进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本土化应用及国产化替代进程。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规则与适用

网络安全审查与数据安全审查是我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确立的两项重要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通过分析《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的背景及法律依据,围绕新修订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深度解析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风险因素。通过对滴滴赴美上市案例的分析,论述了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了赴港上市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条件,以及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流程和审核期限等。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法理困境及其纾难——兼论违反“公共利益豁免规则”的公益诉讼应对

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视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规范渊源会造成法益保护的限制与公益诉讼风险防范机能的减损,应以“保护群体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保护国家的数据主权”和“防范信息处理活动引发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风险”三个角度建构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法益体系。在违反“公共利益豁免规则”的场合,公共利益存在个案的层次性差异,相应的信息处理活动规范要求也不尽相同,应参照GDPR区分“重要或重大公共利益”和“一般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可以提出“去标识化”的技术合规主张,并借助“专家审查+安全港制度”进行“去标识化”认定,但仍应警惕“去标识化”只是“附加保障”,而非一劳永逸的安全。     

公共健康视域下专利伦理审查机制的问题与对策

危及公共健康的专利的存在,让专利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颇受质疑,强化伦理审查是提高专利道德合理性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专利伦理审查面临多重挑战,致使伦理审查流于形式：意识层面上,面临“去伦理化”主张的挑战;立法层面上,立法不完善,缺乏审查依据和标准;实践层面上,审查主体、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不健全。目前可通过厘清观念误区、健全法律体系、引入伦理审查委员会等多种举措来完善专利伦理审查及监督机制。     

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它具有跨国性甚至全球性；传染性、快速性；巨大的危害性、破坏性和突发性、突袭性及不确定性等特征。面对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即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并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     

“明显不当”情形认定中的“相关因素”标准

《行政诉讼法》第70条新增“明显不当”作为行政行为的违法情形,“相关因素”标准则是认定“明显不当”情形的标准之一。相关既有研究粗疏列举多种标准,缺乏对“相关因素”标准的精细化研究。“相关因素”标准在结构分为法定因素与法外因素,法定因素又可分为“应当”考虑的法定因素与“可以”考虑的法定因素,法外因素是与行政行为具有逻辑相关性的其他因素。在不同种类因素的考量上,行政机关具有程度不一的裁量空间,受到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法院以法定因素与法外因素为支点,运用“相关因素”标准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有收效,但对于以“综合”方式考虑相关因素权重的行政裁量,难以作出有效的司法审查,或可在分析法定因素与法外因素区别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尝试。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及应对策略

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额度持续增长，中国的投资者需要认识到澳大利亚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重要性。从法律依据、审查机构、审查对象和审查程序四个角度入手，全面介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分析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批的新特点，以期为对澳投资的中国企业提出审查应对的具体策略。     

《民法典》背景下不动产登记审查强度的限定

审查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核心环节，确定不动产登记的审查强度至关重要。也许受制于立法技术《，民法典》没有正面回应这一问题，学界与实务的观点和做法也不统一。争点在于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合理审慎标准、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三个维度。从影响审查强度的因素分析，兼顾准确性与效率应是确定审查强度的宏观准则；以登记机关的审查权限和能力为限是中观准则；而在微观层面，不动产登记的审查强度应采“专家审查义-准专家审查义-普通审查义-零审查义务”区分审查说，根据不同的审查事项分别选择不同的审查强度。     

国家安全观与国际法：发展、挑战与回应

为了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先后提出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人类安全等安全理论，这些安全观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新干涉主义”、“新帝国主义”等安全理论与实践，极大地破坏和动摇了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基本准则。必须改革和完善国际安全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倡导一种“以发展为中心”的可持续安全观。     

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探析

WTO多边贸易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赋予成员方自由裁量权以采取措施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安全例外则包含了更多的贸易政策新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贸易上设定了更高标准。美欧通过贸易立法在出口管制、产业安全和对外资审查等方面建立并加强了与"国家安全例外"有关的制度安排,以维护其在全球的战略性竞争优势。随着贸易竞争加剧和全球经济秩序的重构,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限制贸易与投资有加强趋势。由于WTO缺少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有效约束,其引用也可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21世纪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已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贸易带来的挑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构建有效的国际治理体系来应对。     

论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实践偏离与校正

在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实施中,由于“正当理由”含义的不确定、规范性文件识别标准及依据关系认定标准的过于严苛等原因,许多规范性文件没能进入合法性审查程序。由于审查标准不明确,进入审查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很少被认定为违法。这些问题使得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几乎形同虚设,未能实现该制度建立的初衷。对此,应当从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及时纠正违法规范性文件的立场出发,进一步校正和完善一并审查制度。校正的路径包括：科以法院释明的义务,以解决“正当理由”的模糊性和解释的随意性问题;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分类识别,以防止将众多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审查程序之外;以宽松的标准来认定规范性文件与所诉行政行为间的关联性;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标准作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以解决审查标准过于宽松的问题。     

国家安全法体系的边界

划定国家安全法体系的边界是国家安全法实现高度体系化的前提。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构建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与其他位阶的狭义国家安全法律为分析样本，可看出立法者为国家安全法设定的体系构建逻辑与功能定位。以“国家安全重要领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统筹发展和安全”三项构建逻辑为依据，可从内部限定国家安全法体系边界的可能范围。从功能定位看，国家安全法的调整对象是与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及容易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的一般安全问题相关的社会关系。我们可据此从外部限定路径方面区分国家安全法与其他法律。结合这两种路径，可使国家安全法在动态扩展中明晰其边界，逐渐发展为更成熟的独立法律部门。     

物权法视野下土地征收之公共利益探究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土地征收制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但物权法第42条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界定其标准,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对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要件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进行界定;从土地征收公益性质的界定、审查、监督和救济等环节进行规制,以体现土地征收制度的正当性和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