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万·金的《骆驼祥子》英译本看译者的文化身份和职责

伊万·金的《骆驼祥子》英译本Rickshaw Boy使老舍的作品真正走向世界,但该译本因对原作进行了大量改写而颇受争议。译者伊万·金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在其译本中既保留了较多的源语文化异质,亦有译者本土文化的移植,体现了文化的杂合性。翻译中的文化互渗、文本形象的构建等受制于权力的影响,但是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也承担着自己的职责。译者对源语文化心理的正确感知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关键。     

浅谈跨文化翻译的可达性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桥梁作用。由于目的语读者在解读译本时受到本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译者应具备必要的目的语本土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翻译过程,译本才能更好地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通过运用词语替换性补足和原语文化意象阐释性补足等技巧,译者可以有效减少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读,使译本更好地发挥文...     

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分析《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中的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译者的有意识型叛逆和译者的个人喜好、翻译原则、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恰当的叛逆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无意识型叛逆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读,应当尽力避免。     

偏见与误读——闵福德对《孙子兵法》"诡道"理论的解读

本文从文化翻译中的偏见与误读入手,介绍了闵福德译本对孙子兵法"诡道"理论的误读,阐述了孙子兵法诡道的科学内涵,从西方意识形态、译者的知识背景和能力以及翻译目的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导致闵福德译本产生误读的原因.     

《孙子兵法》译史钩沉

《孙子兵法》是我国军事文化之经典,代表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钩沉该书翻译史是其翻译研究的基础,学界现有研究缺乏对最新外语译本的关照,应用型、研究型文本与外语译本未区分以及外译情况与重要译本的介绍过于简略,因此,全面梳理该书在非英语世界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史具有必要性。《孙子兵法》翻译史有六大特点:其翻译是蔚为壮观的跨文化传播奇迹;外语译本问世之前,该书既已广为流传;其翻译与战争、国际关系等密不可分;译本类型与译者文化身份具有多样性;翻译史中多有转译现象,几种影响力大的译本多为后世译者所采用;中国人译本出现较早,但海外接受度有待提高。     

从译语文化介入角度着眼《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接受

译语文化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介入不可避免。通过分析《汤姆叔叔的小屋》两个处于文化转型期的译本在中国接受过程中译语文化的介入,探讨了译者、读者以及接受环境对原作所做出的创造性叛逆,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政治与译本接受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结合。     

《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文化负载词跨文化重构研究

《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是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杰出代表.译者对原作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和生态文化负载词的出神传递是译作在海外市场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实例,指出译者可通过借用法、直译法、注释法、释义法和增译法等翻译补偿和变通手段,在目标语语境中重构源语文化意象,使译作更好地贴近目标语读者,推动译作的海外有效传播.     

《赵氏孤儿》18世纪在英国的翻译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剧作。它在18世纪的英国共有三个译本,都转译自法国神父马若瑟的法译本,是当时英国人了解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三个译本包含了译者对此剧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体现在译文的多个细节中,比如剧名和人名的拼写、标点符号的运用、用词的选择等。而且,同一个细节上,三个译本的理解和表达往往也各不相同。有的译者为了准确传达中国文化,还在他认为能体现中国文化但英国读者又不易理解之处添加了注释,对中国文化予以解释。在细读原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翻译情况,揭示了中国戏剧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活着》异质文化在英译本中的“深度”还原

余华小说《活着》在海外颇受推崇,译者白睿文也因此受到国内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深度翻译重视通过建构源语文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还原源语文化,因此在深度翻译观照下,从文本外语境(包括译本的脚注、前言及后序)和文本内语境两个层面出发,可以探讨译者对更深文化层面的异质因素还原的翻译问题,尤其是在分析有关译者对于《活着》原著中我国独特文化元素翻译技巧的独到之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文章将《活着》源语中的文化按照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及心态文化层进行层层剖析,展示汉译英中文化翻译的异质性。进而分析译者白睿文对待我国异质文化的态度及翻译手段。最后,从语境搭建偏误角度讨论译者文化还原偏差并分析未能在小说译本中还原的文化因素,以期对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有所借鉴。     

伦理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的创作颇具特色,独树一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融会了中西伦理文化的共性与冲突。中西伦理对鲁迅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一方面试图用西方新伦理突破中国封建旧伦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矛盾和交锋在鲁迅作品中时有隐现。作为译者,基于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时便可能造成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读者的误读。对比《狂人日记》的两个英文译本,探讨译本中隐含的鲁迅的不同伦理观。从中西伦理契合型和冲突型两个角度分析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促进译本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对文化预设的处理——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

《红楼梦》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根据奈达文化分类法,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比较分析两译本对文化预设的处理:杨译本倾向于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预设信息,霍译本则倾向于消解原文的文化预设信息,两译本不同的处理策略主要受到译者文化心理、社会文化语境和赞助人的影响。     

葛译《生死疲劳》中的误译现象与中国文化译介策略

莫言的作品在海外的流行离不开葛浩文的英译。葛浩文是莫言小说唯一的英译者,他的译本提升了莫言在海外的文学声望和文学地位。然而笔者在仔细阅读葛浩文的译本之后,发现确有一些翻译不恰当之处。现以《生死疲劳》葛氏译本为例,分析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时所出现的误译现象,探究其误译根源,也为翻译界敲响警钟,进而探讨中国文化的译介策略。     

论20世纪以来的《好逑传》研究

20世纪以来,《好逑传》在叙事模式、思想主题、词汇语法、文学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小说叙事模式、文学传播中译者的翻译策略、译本比较等是研究重点.20世纪以来《好逑传》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首先,在译者和译本研究上,对除帕西和德庇时以外的其他译者及其版本研究过少;其次,在文学传播上,对西方受众对象的研究过于薄弱.未来可以从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比较、语言艺术价值、其他语种译本以及海外受众群体等方面进行研究.     

从跨文化翻译角度看《聊斋志异》两种英译本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聊斋志异》翻译的关键是看如何在读者可接受的范围内准确传达出中国风俗、传统和典故等文化信息。中国传统文库中小说的跨文化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意义非凡,通过对国外译者译本（翟理斯和马尔的译本）的研究可以更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使原语文化在译语语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红楼梦》双关语的翻译及两种译本特色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运用了诸多修辞手法，双关的运用尤为突出。本文旨在通过对两种译本中双关语翻译的比较，探讨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译者的审美观与翻译特色。     

《红楼梦》两个译本中译者主体性体现的对比性研究

译者既是原作文本能动的读者，又是其创造性的再现者。原语和译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及文学艺术语言的形象、生动性，为译者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艺术美，译者的主体性是不可缺少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顶峰。本文通过对两译本中的一些例子进行对比评析，来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和作用。     

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译本中的人性探析——以《好逑传》最早全译本为中心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好逑传》最早英文全译本是1829年德庇时译本.译者通过增删、改编、刻意“误读”等方式强化了宗教、道德因素对译本的干预,并在保证了原作故事情节完整的情况下,为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品味进行了相应的调适.而决定其流传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译本彰显了在比较文学视阈下文学经典所应具有的普遍价值的人性.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月亮与六便士》两中译本比较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中西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主体性经常遭到忽视。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出现,译者主体性才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拟从语义理解、翻译策略和译本翻译风格三方面比较毛姆《月亮与六便士》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两译本中的具体体现,以期为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后殖民语境下《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

上个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使得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理解更为深刻、全面。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使者,译者在面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后殖民语境下分析《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对当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从斯坦纳的阐释学观点赏析林语堂《老子的智慧》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众多的英文译本中,林语堂的译本《老子的智慧》以其精炼与忠实久传不衰。本文以斯坦纳的阐释翻译观点为依据,系统分析了林语堂《老子的智慧》写作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