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身份——哲学的非哲学化

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起,“哲学”一词就意味着召唤人们追求超感性的实在而疏离现实的感性世界,“哲学”成了“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中世纪的基督教形而上学和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都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但是,同此种意义的哲学之发展相伴随的,是对形而上学的不断批评的历史:从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起到近代哲学家休谟以至康德、黑格尔,都对这种旧形而上学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批评。黑格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观念“关心事情本身”和“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使他成了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代现象学的先驱。海德格尔以时间为存在的本质,宣告了崇尚超感性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哲学”的终结,强调今后的“思之事”(与旧的“哲学之事”相对立)应是崇奉时间之内的现实有限性,而又注重“有限的超越”。哲学从此由疏离人生的超感性的天国下到了具有诗意的人世,西方现当代哲学正以不同形式实现着传统意义的哲学之非哲学化,亦即哲学的现实化,哲学在其他非哲学的人生活动如科学、道德、审美等活动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哲学的仙女,作为对人生各种凡俗活动的理性反思和追问之学,既来自人生,又高于人生。哲学永远在仙凡之间翱翔。     

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的价值论考察

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都从各自的角度和方法深度解构并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但维特根斯坦仅仅诉诸逻辑与语言分析,终归难逃形而上学的“樊笼”,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哲学;而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阶级基础,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全面超越了近代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与局限性.从价值论层面看,西方哲学危机其实是现实危机的表现,一味从逻辑与语言层面去消除哲学危机的企图,只不过是“精神贵族”自娱自乐的游戏而已,难以“改变世界”.     

论康德哲学的不可逾越性

康德哲学形成于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科学处于威风扫地的特殊历史时期.为科学理性寻求根基,更为挽救形而上学的命运,康德对人类理性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认识论领域发起了哥白尼式的革命.通过对理性划界的方式,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找到了根据,也为形而上学划出了地盘.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占统治地位、启蒙精神作为时代主流的历史条件下,康德受卢梭自然主义启发,强烈地意识到了理性与自由的冲突,从而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理性与自由的对立,在康德之后,在西方思想界集中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理性与自由的对立,实质上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康德哲学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本质论的生存论指向

生存论指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向度。“传统哲学”,由于其实体性思维方式 ,从而导致对社会本质问题把握上的“形而上学”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关系性思维方式 ,亦即实践思维方式 ,从而表现出其对社会本质问题把握上的生存论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本质论的生存论指向 ,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时期 ,通过否定“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在人与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人类社会的本质而得到初步表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本质论的生存论指向是通过其把社会生活归结为人类存在方式而最终确立的     

哲学的转向：“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

“爱智慧”奠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 ,它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演进的历程中展开了一条“哲学之路”。这是一条伟大的哲学探索之路 ,却又是一条布满陷阱、充满迷途的运思之道。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发展到顶点 ,必然回转到它的超始处或开端处。人们从对智慧的欲求、占有和追寻 (以人与智慧的对立为前提 )回转到重新思考人的生命与智慧的和谐一致就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之转折 ,反映了西方思想以此方式向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转向。     

“超越”与“超绝”——方东美论中西天人之际

方东美是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哲学研究的。他以形而上学为中心,直探中西哲学文化的核心。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在于"圆融和谐"的智慧,即他所谓的"广大和谐之道";西方哲学则是一种以"矛盾对立"为特征的"二分法"思想,它始终不能脱离"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和格局。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精神在根本上具有优越性,它适足以构成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也是解救其理论困难的唯一解药。方东美的比较哲学研究,已经深入到中西思想文化的核心,但他夸大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优越性,其理论难免"东方中心论"的局限。     

“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民族性与现代性：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转型的重要个案,是中国哲学转型的重要部分。其理性省思的主题表现为在近现代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不仅传承和阐释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的多重冲突中接受和阐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从而体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哲学思考。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实在论与工具论的斗争

文章追溯了科学实在论与工具论争论的哲学历史根源,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科学哲学试图用工具论混淆和调和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虽然他们大都既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又反对绝对唯心主义,但是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不了解实践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实在与思维的二元对立.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克服实在论与工具论的对立,达到两者的统一.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语言学的哲学转向及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回归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前提,即语言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转向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索绪尔提出以"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取代"物体本体论"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确立了本质主义的学科对象,即语言的本质。索氏的"语言(langue)"是柏拉图"理式(idea/form)"性质的范畴。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到索绪尔才终于出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索氏的语言观和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以及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迅速被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借鉴为模板。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这个宏大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开创了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先驱。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古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基于对言语方式的关注和改造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哲学朝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向语言的回归。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投下的思想的石子。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涉及到西方思想中那使“思”成为“逻辑”的决定性的一步 ,正是逻辑的合理运用在“反思”中使哲学的主题凸现出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最高的智慧” ,是探索其所是的是 ,哲学主题就是寻找“第一原因” ,即本体 (ousia)。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是要从“是者之为是者”回答“何谓是者”的问题。“这一个”作为第一义的本体内涵 ,启明了希腊人爱智的原始真谛。然而 ,亚氏又把纷繁复杂的“是”和“是者”看成是一个指向终极目标的系统 ,这最终使爱智慧变成了形而上学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试论波普尔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家族相似”性

从后现代的“家族相似”性的三点表现入手,从本质观、真理观和形而上学观三个方面将波普尔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家族相似性”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波普尔与后现代家族既近又远,即反对本质主义并不代表否定本质;批判真理并不代表否定真理;摒弃形而上学并不代表否定形而上学.研究意义在于从侧面暴露出后现代哲学本身弱势的同时,也为波普尔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可能性和选择.这反映了当代科学哲学的一种多元性、开放性的发展趋势.     

"法哲学"观批判

目前,法哲学思想界对法哲学的学科性质歧见很大,有着各不相同的“法哲学”观。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抽象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其实质就是法的形而上学,其他的诸种“法哲学”观均有悖于这种法哲学的一般本质,都是一种非哲学的“法哲学”观,不足称之为法哲学。     

形而上下(学)哲学论

哲学的对象——世界万物统一存在逻辑——具有着形而上下相互贯通的本体结构关系及相应的本质和本性,由此决定了哲学思想必然具有同样的形而上下彼此反思贯通的本体结构关系及相应的本质和本性。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作为哲学本体与其本质统一体的"哲学自我"同时具有着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且二者彼此反思一体贯通的基本特征,从而它既不是单纯的形而上学,也不是单纯的形而下学,而是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彼此反思贯通的复合体,即形而上下学。由此可见,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和现当代实证哲学的哲学观都是片面的、错误的,二者的共同缺陷在于都割裂了哲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可分割的结合关系,并且各执一端否定另一端。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

从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尝试着从大量经典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如果“中国哲学”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便会失去其丰富的涵义。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作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可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     

中西语言哲学的不同特征——兼论先秦语言哲学的盛行

哲学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在中西方哲学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在西方哲学中,古代的本体论中心、近代的认识论中心以及现代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垒均未对语言予以特别关注,到了现当代哲学转向才开始关注语言问题,致使语言成为“显学”.在中国哲学中,早在初始阶段——先秦时期,语言就引起了诸子百家的特别关注,先秦语言哲学极其发达,汉代董仲舒的“深察名号”和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是对先秦哲学的继承,也是中国语言哲学的余音。因为南北朝之后直到近代,语言淡出了哲学的视野。如果说先秦是语言哲学的辉煌期、魏晋是先秦的余音的话,那么,宋明时期直到近代,语占反而淡出了哲学的视线。中西哲学与语言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是由盛至衰,西方是由隐而显。这种差异展示了中西两种哲学、两种文化不同的特质,也凸显了中国语言哲学的人文特征和伦理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