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六十年来"人"的成长历程探讨——从"政治解放"到"以人为本"

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状况,除了生产力发展这个"物的尺度"外,还有社会主体发展这个"人的尺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的成长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中共取得了国家政权,使劳动人民获得政治解放,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国家主人;其次是文革结束后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预示着知识分子历经文革苦难和摧残后的人性觉醒;再次是在回应西方挑战中,我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节节进步;最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标志着治国理念的巨大转变.中国"人"成长的历史轨迹与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     

"抽象人性论"是非科学的抽象

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指出,近几年来,有一些同志在谈论人性问题时,不是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而是"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错误地把"抽象的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笔者拟对"抽象人性论"这种非科学抽象的不正确之处,谈几点不成熟看法.     

《风筝》:四重忏悔的世界

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的精神内核是忏悔意识。《风筝》的忏悔意识蕴含着四个不同意义的精神层面 :一、对具体人和事的忏悔 ;二、精神家园破坏者的忏悔 ;三、历史“中间物”的忏悔 ;四、对负面人性的忏悔。《风筝》所流露出的忏悔意识具有普遍人性的意味 ,因而也是鲁迅创作超越自我的一个精神基点     

一个正义者的罪意识--"阿尔及利亚之子"加缪在欧洲的神话

法国思想家加缪的"正义"曾引起很多争论,而他在遗作<第一个人>中的忏悔却一直少有人问津.加缪以对"真实"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关注成就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中有限却不可取代的历史神话,而这一神话的结局却是创作者艺术生命的自戕和良心的忏悔.加缪的"正义"实质上是一个用来实现他自身神话的"脚手架",而他最终不得不向他的母亲忏悔,因为这位不幸的妇人正置身于他的神话所竭力逃避的"真实的黑夜"之中.     

论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从《伤逝》、《人生》到《错,错,错》

本文选取了20世纪文学中处于不同历史语境,但都渗透着忏悔意识的三部作品,论述了把它们置于同一研究层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抒写一段破灭的"不了情",并进行无情的自我谴责和剖析是其共同情感倾向,形成了弥漫于作品中的具有现代色彩的中国忏悔意识;同时,忏悔意识背后却是对爱情悲剧产生追忆思考,这乃是文本的情感展开逻辑;并且深入文本,运用"细读法"论述了三个爱情悲剧亦即人性的悲剧.     

文学反思与话语焦虑

对于新时期初的中国文学而言,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驱使作家从社会历史的层面去思考,而文学本身又需要个体从人性的角度加以确立。很多作品逡巡于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人性反思与道德拯救、国民性反思与人民认同等诸多因素之间,在文学反思中表现出多层面的话语焦虑。正是反思与焦虑的相互扭结状态,决定了反思文学历史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     

"和谐世界"论: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最终目标,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更是源于中国对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以及对当前国际失序的反应.它是传统和谐思想与现代双赢观的结合,是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努力书写一个"人"字——谈《新语文读本》的编写

"文革"以后,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些青少年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野蛮、凶狠、毫无人性,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有没有应该反思的地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早就在讳言"人""人性"了.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学术演进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在反思中重塑民族新文学品格--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反思特征

文章认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思潮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文学反思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大众化"为核心,体现现实关怀精神的政治反思;以"人性"为内容,体现道德关怀价值的文化反思;以"民族性"为宗旨,关注文学审美品格重构的艺术反思.文章还分析了40年代文学反思倾向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     

道德、人性与政治——当代"官场小说"的审美偏失

近些年来官场小说创作的勃兴,根源于社会现实矛盾的加剧与作家们现实主义的政治关切传统.在越过传统的意识形态叙事藩篱以后,当代官场小说在格局、视野、境界与美学气象等方面都有所拓展或提升.然而因为作家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叙事智慧等方面的不同局限,目前的官场小说创作还有诸多偏失,主要即体现在道德价值取向方面的观念滞后与创新性不足,人性叙写的低俗化乃至把人性视作权力腐败的根源而使社会问题人性化的错误倾向,对"政治"观念理解的狭隘导致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力量有余,而对政治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切入不够与审美性不强等问题.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及其理性实践

以人为本,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的回应中,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刻理解中,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付出代价的反思中,而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以人为本的"本",就是要把人当作主体、本质和目的.以人为本有三个层次的内涵首先,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的肯定.其次,就当前中国来讲,它是一种立足于解放人、为了人并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强调公正,关注弱势群体;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就是尊重人的合法权利,尊重人的能力差异,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不断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最后,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要确立起人(或人性化)的尺度,实行人性化服务.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政党的活动中,主要就是"以民为本",但不能把"以人为本"仅仅理解为就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更能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凝聚一切积极力量.     

论"审美革命"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提出了用美和艺术的审美教育,来代替法国大革命式暴力革命的想法,被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朗西埃称为"审美革命".在朗西埃看来,审美革命能更好地改造社会,以达到社会的平等.审美革命是一种超越了政治革命的人性的革命,是以"自由游戏"来消弭利益和权力的政治革命的革命.实质上,审美革命并不能完全代替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但是,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完成以后,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审美革命就可以大展宏图,改造人性,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达到人民的真正平等、民主、自由,继而建设人类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历史的叙事、评判与信念——兼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何以可能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的确切含义应是:大凡人类以往的行为与活动,只有经过思想的理性反省以后,才进入历史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思上说,历史其实与哲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而历史反思不同于哲学反思的地方在于:它表现这种反思不是采取概念思辨以及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是运用具象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在形式上总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而非抽象的议论与逻辑推证的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其实是认知的科学,具有认知的性质。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应该"和"是":对教育的一种诠释

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人的全面发展中个体与类的矛盾,以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相互关系,都是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教育难题.把这些问题置于评价系统的"应该"和"是"(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色,戒》:从小说到电影的演绎与诠释

张爱玲的<色,戒>,是激荡着生命意识的可读性作品,王佳芝复杂的人性是特殊历史语境复杂的表现.李安的影片<色,戒>,站在对传统权威价值观解构的文化视角,对王佳芝的"人性弱点"作了重新的诠释与放大,其审美意义就在于:人类对女性飞蛾扑火般的生命境遇作了深刻的反思,人类由此加深对自己的理解和对人性的终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