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茶马古道视域下的陇西走廊民族关系探究

陇西走廊是青藏茶马古道上的关键区域,对于古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陇西走廊自先秦至宋代的民族关系发展历程表明,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主要是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的矛盾;青藏茶马古道的开通促使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在唐宋时期发生了重大转变,青藏茶马古道的四大支柱——经贸交流、政治沟通、宗教交往、民族融合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得以形成。陇西走廊民族关系的转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的缩影,凸显了西南茶马古道的民族史意义。     

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

中华民族形成的特征是亘古亘今的老问题 ,既有“一元”论也有“多元一体”论的观点。这些论点的依据和面对的问题不同 ,所以解释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必然相异。本文认为 ,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可以取各家之长而又可作进一步的发挥。“一元”论可视为主体族群的核心 ,“多元一体”论可更多地阐明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特征 ;主体族群的核心作用规定着整体民族的发展方向 ,开放性的作用在于保持新族群的融合及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联系 ,同时也使整体族群中某些成分异化成为其他异质族群。这种由主体开放特征形成的动态平衡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庞大的民族 ,也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心态 ,并以之接纳或传递不同民族间的信息 ,回应世界民族发展的潮流     

羌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羌人自青铜时代开始广泛活跃于我国西北地区,与华夏、西南等族群长期互动与交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羌人在主动或被动的迁徙过程中逐渐融入周边族群,成为今日汉、藏等多个民族的祖源之一。除战争因素外,气候环境和族群自觉等因素可能是羌人迁徙的根本内在动力。对羌人等古代族群迁徙和交融史的研究,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注脚。     

澳门土生葡人族群及其文化特点

土生葡人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个具有独特国际意义和族群文化意义的族群.它伴随着15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在亚洲通商、殖民活动的历程,在多个民族接触、通婚的基础上形成,其族群文化生动地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并随着澳门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的特征.本文从血缘、婚姻、语言、习俗、族群意识与族群关系及其文化变迁等方面来探讨土生葡人族群的文化特点.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上古族群称谓与先秦民族史重构

上古族群称谓,颇为复杂。从语言学角度而论,夷、蛮的原始语义分别相当于用作泛称的"人""民"。和用作泛称的"夷""蛮"略有不同,戎、狄、濮、氐则分别为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居住在森林中的部族、滨水而居的低地族类、居于水滨或低地平原的族类。戎、狄、濮、氐等族群的区别在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所致。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构成先秦民族史的主线。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群之间迁徙混融从未停止过,先秦时期并未形成严格固定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族群概念和夷夏五方格局和夷夏之防的文化观念,将华夏与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夷、蛮、戎、狄、氐、闽、貉、氐、羌、濮、越、僚、胡等族群强为区分,不仅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而且与经典作家所表述的"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普遍性"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的持续深入,科学的先秦民族史理论体系的重建和先秦民族史重构,必将成为先秦史和民族史学界无法回避的全新学术命题。     

濮、越民族考——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文章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对濮、越进行了探讨,认为濮、越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后由于历史原因,濮人不断向西、南、西南迁徙,到达了我国西南地区,与部分越人错居杂处,魏晋以后濮、越皆被称为僚,最后越人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族,而濮人除部分融合于越系、氐羌系民族外,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现代的仡佬族。     

边界与民族国家

边界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现代边界制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产生密不可分.这种建立在统一、独立和绝对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一方面使原本含混不清的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族国家之内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最终导致强制移民和种族屠杀行为的出现.在当今民族国家边界不变的情况下,应当积极承认少数族群的文化与政治自治.此外,超民族国家邦联这一民族国家的替代形式,也可以有效地协调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独具历史个性的昭君文化现象

远古以迄秦汉,在历史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中原与四边的各种关系,不是君臣相隶,便是他们时刻都在发生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它的人文关系。就西汉时期的汉朝和匈奴而言,汉朝原是中原各民族部落的统一体,匈奴则是北方民族部落的统一体,他们在各种接触(战争的、和平的)的过程中,产生与形成了各种文化现象。做为中原人王昭君(当时王昭君家乡属于比较开化的中原文化区)和做为北方人呼韩邪(稽侯珊)的结合,就属于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王昭君与呼韩邪和亲故事,从古至今家喻户晓。历代人为什么把王昭君视为民族和睦的象征而有口皆碑呢?座落在今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和湖北兴山县的宝坪村王昭君故家,为什么一直被古今各族各国人所虔诚凭吊而不绝如缕呢?这个问题,如果离开两汉民族关系     

论语言变异对中越边境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的影响

语言是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中越边境跨界壮岱族群语言结构变异带动语言功能变异,文字变异导致族群认同意识的异向化发展,说明了语言变异是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变化的主要因素,这是由处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双向运动中的边境跨界族群文化一元认同向文化二元或多元认同的构建过程决定的.相对欧盟国家而言,广大在战后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跨界族群将因文化认同的异向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也因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的出现而使文化充满活力和动力.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儒家的群己理论与社会主义群己关系的架构

群己关系是不同社会关系之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的核心关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为指导,扬弃和超越先秦儒家注重中道、和谐的理论向度和思维方式,克服群己关系形上思考的二元对立,构建一种以人为本、中庸和谐、群己兼顾、共生共荣的群己关系和社会秩序,应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