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跳出象数外 不在义理中——朱熹易学的哲学启蒙

朱熹是两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易学研究既没有承袭义理易学,也无意改良象数易学,而是回到《周易》之本,思考伏羲则图画卦的根据。他认为《河图》提示了阴阳递变和虚其中,圣人默契于心,反观到人的意识中具有无内容的“太极”,并以之作为认识基点,一旦接物临事,便以“一阴一阳”的“加一倍法”不断孳乳以至无穷,构造出实在对象和互相“对待”的关系;通过“易数”的推衍在思想中把握无限,因此“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是人心识物之能,为易学得以认识世界奠基。此方法截然不同于传统易学以之为实在世界的宇宙论或生成论模型,因而称为“先天学”,而关于八卦、重卦、系辞、翼传的研究则被归为“后天学”。朱熹通过易学反思认识基础的做法对理学问题的展开影响显著,具有哲学启蒙的特质。     

从《五经》到《四书》:儒学典据嬗变及其意义--兼论朱子对禅佛思想挑战的回应

典据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儒学典据的变迁可以概见学术思想的更新与变异。在儒学独尊的思想背景下 ,由宗《五经》到宗《四书》的典据变迁 ,透露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思想逐步精细化、深入化的个中消息。这个变化大体来说是由朱子完成的 ,而朱子所集成的这种转向与禅佛教的濡染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本文据此辩说这一转变及个中缘由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朱熹视阈中的《周易》"本义"

朱熹的易学易学集中体现在对<周易>"本义"的回归.在朱熹的视阈中,<周易>"本义"分为"精"和"蕴"两个层次,"精"是圣人本意,体现为"理一"."蕴"是"精"的发用和流行,体现为"一理".朱熹通过区分"四圣易"和借用"占筮"之法对<周易>"本义"进行解读.无论是对<周易>"本义"的理解还是解读,朱熹都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敏感和创见.     

朱熹与《周易》先天学关系考论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关注《周易》先天学,而且在该领域颇有建树。他的《周易》先天学充满了寻根意识,在对先天图的渊源追溯中,他不仅看到了陈抟、邵雍在传承先天图过程中的作用,而且由邵、陈再往前追溯到了《参同契》。他所阐发的先天学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先天图,而是将表现自然意蕴的相关图式都加以整合,诸如河图、太极图等等都被纳入其先天学的文化体系。朱熹排除门户之见,将象数学家的易图形式融入自己的易学体系之中的做法,不仅丰富了《周易》先天学内容,而且推动了南宋以来易学的发展,促进了儒道思想的深层次融合。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论朱子《中庸》诠释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是建立在对程门后学说《中庸》成果的吸收与批判的基础之上,他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朱子说《中庸》大量吸取了游氏之义,远远比我们在《中庸章句》看到所引用的为多,可惜学者对此注意不够。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对游氏《中庸义》有所不满。朱子认为,游氏说《中庸》多有“非儒者之言”。朱子又批评游氏说经在义理上有所缺失,且多有不合本文本意处。然而,不管朱子是吸收还是批评,都体现了游酢《中庸义》对朱子的巨大影响。     

《周易》“统率群经说”的历史考察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一,自古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六经”由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反映了自春秋末年到秦汉间儒家学术的重要转变,意义十分重大.孔子整理和传授六经,于中最崇《周易》.至汉代确立了《周易》六经之首和“统率六经”的地位;儒家经典扩充而至十三经,《周易》乃由“六经之首”进为“群经之首”.汉代以后的整个经学时代,《周易》一直稳居学术核心的地位,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统率群经的说法多有诠释.当代易学界以金景芳先生为旗帜的义理派认为,《周易》创造了体现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本质的经典哲学,《周易》与群经讲的都是“天人之学”,“性与天道”是其共同的主题,其他经典所述之理完全汇通于易理.确认《周易》统率群经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易》与中国文学的形成

《周易》是上古占筮之书,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但在其经、传中却也孕含着中国早期文学的一些胚芽。本文通过梳理钩沉,从《周易》的文学表现样式、表现手法、文学批评诸方面论述了其对中国文学形成的影响。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兼与朱熹的解读比较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源自于朱熹《论语集注》将"克己复礼"分为"克己"与"复礼"两个部分,将"克"解读为"胜","己"解读为"身之私欲"。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强调"克去己私",讲"克己工夫"。然而,阳明后学的解读却发生了变异。他们明确反对朱熹把"克己"之"己"解读为"己私",或将"克己"解读为"修己",或将"克"训为"能"。这些解读不仅不同于朱熹,而且与王阳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并与朱熹、王阳明的解读一起为后世所接受。     

略论易学中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之间的张力——以坎卦为例

经学中的思想诠释与文献实证之间的张力在易学中尤为突出。以坎卦为例,《易传》诠释出陷、险、水、劳、北方等意义,后世易学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诠释并构建思想体系;但从文献实证的视角考察,《易传》的诠释只是对坎卦卦名用字的训诂及引申,后世易学家的诠释是在《易传》基础上的发挥,也引入了《周易》之外的思想观念来服务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构建。传统的思想诠释长于理论创新,但却缺乏自觉性;而文献实证追求知识的可靠性,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但短于阐发新思想。当下的易学研究,应该总结和吸收二者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使二者相资为用,相得益彰,实现自觉创新。     

爱读＂闲书＂的毛伢子

毛主席的小名叫毛伢子,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8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开始读书。他和别的孩子一样,从《三字经》、《百家姓》等浅显的读物开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也逐步深入。“四书”、“五经”等书,他都读过,甚至包括《左传》。正是因为《左传》这部书,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的思维模式——方以智“均的哲学”方法论的思维基础

考察方以智《东西均》《一贯问答》《周易时论合编·图像几表》和《易余》对于“∴”的论说,可以推断出“∴说”的大致内容和“∴”的思维模式内涵,即公因反因观、“尽天地古今皆二”的辩证法思想、“三为约法”和集大成的方法论。“∴”的思维模式是方以智“均的哲学”方法论的思维基础。     

王船山对《论语》的新解释——以其与朱子对《论语》解释的比较为中心

通过对王夫之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进行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王夫之要求读《论语》,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被他称为"药病说"的读法,而朱子及其后学在解释《论语》时,大多采用的是此种读法。王夫之批判"药病说",反对机械地运用《论语》,并将"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的方式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王夫之重视学,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