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循的《左传》学

清代乾嘉学者研治<左传>,一方面崇汉尊古,另一方面集矢杜<注>.焦循的<左传>研究,不以搜求汉儒旧说为主,也不满足于仅以名物训诂匡正杜<注>之讹,而是着力从义理的角度批判杜预,否定杜<注>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左传>违失<春秋>之义,跳出了汉学的藩篱,在清代<左传>学中别具特色.     

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

受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的影响,刘勰将《春秋》笔法——《左传》、杜预的《春秋》五例和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义由经学领域引入文学领域,具体表征为简言达旨和隐义藏用,使《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经学、史学、文学三方面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通,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中国文论话语中处理繁简和隐显关系准则的语言家园,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春秋》笔削见义与传统叙事学——兼论《三国志》《三国志注》之笔削书法

笔削原指史料的删存去取,乃历史编纂学之必要步骤。笔与削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笔而书之,排比史事可显意,连属辞文亦能见义。《春秋》笔削书法,一变为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再变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先后、因变之史法,三变为曲直、显晦、有无、虚实、忌讳、回护之义法。或笔或削,大抵出于作者之独断与别裁,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识、史观、历史哲学,可谓顺理成章。方苞会通经史古文,提倡义法,强调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为中国传统叙事学着重笔削见义、比事属辞之"法"提供了学理依据。《春秋》《左传》等史籍"言有物"之义,大多推见以至隐,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说与戏剧叙事渊源于史传,笔削书法,自可作为解读《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演义》等史传、小说、戏剧叙事之津梁与法门。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服虔以《公羊传》解《左氏》例释──兼论《公羊传》与汉儒对齐桓公之评价

服虔以《公羊传》解《左氏》例释──兼论《公羊传》与汉儒对齐桓公之评价陈建梁今能见前人注释《左传》之书，较完备者当推西晋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而杜书向有“治《左》门径”之誉。然而，东汉以来解释《左传》者不下十数家①，为何杜预还要再另开辟一个体系？原因...     

《左传》人物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左传》人物生活在传统礼制日趋崩溃、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春秋之世.社会秩序的极其混乱,也意味着社会思想的极大自由.《左传》人物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就是社会思想极大自由的必然结果.春秋社会这种"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时代特点,就构成了《左传》人物活动的基本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再论《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春秋左传注》对《左传会笺》借鉴的方式是:有所增补、择为一说、提出异说、参稽比勘。通过对该问题的讨论,可见《春秋左传注》与《左传会笺》等旧注疏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和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提供别一种角度。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两汉《左传》学概述

两汉《左传》学,因其所处之特殊的学术政治环境,形成了不同于后世的特征,在经学方面,它表现出特重训诂、自觉向政治靠拢及与今文经妥协等特点;在史学方面,两汉史家多自觉从《左传》中汲取营养,为《左传》的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左传》“摄官承乏”正义

"摄官承乏"一语出自《左传·成公二年》,杜预将其解作"摄承空乏",这是晋人的普遍认识,后人多承袭旧注之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此解释说:"摄,代也。承乏亦谦词,表示某事由于缺乏人手,只能由自己承当。"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说法与之类似:"敢来谢辱戎士之不敏,且摄而执役也,摄官承乏犹曰有事请承之也。"细察《左传》原文,旧注及上引各家之说实系望文生义,与《左传》原意及古代制度皆不相符合。经本文考析,"摄官承乏"一语源出于西周"射礼"。"承乏"为射礼活动中的官职名。"乏"为古代"射礼"中报靶人的蔽屏;"承乏"指担任"射礼"中宣布校射结果的"获者"之职。     

《左传》叙事结构研究

叙事结构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人们早已熟知,对《左传》叙事结构也早有分析,但大多还局限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基础之上,也相当零碎,其研究有进一步拓展之必要。从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看,《左传》叙事呈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三大特征。这些特征背后体现了《左传》最大的"隐义"所在——既继承了《春秋》记事特点,又与《春秋》相迥异——《左传》应别为一家。     

《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廖平对《左传》认识

廖平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问题上的认识有前后的明显变化,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对《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左传》赋诗:“造篇”与“诵古”之别

《左传》赋诗历来以其浓郁的文学性引人关注。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但人们对《左传》赋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后者的"用诗之能",而较多忽略前者创作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独特表现。对《左传》"造篇之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从创作论的角度发明"诗"之来源;对《左传》"诵古之赋"的研究则有利于了解春秋人对"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思想,从传播论的角度验证"诗"之流布。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清代《左传》考据学发展研究

<左传>作为十三经之一,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至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随着清代汉学的复兴,清代<左传>学的主要内容是以考据学方法研究<左传>.<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过程及其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左传>考据学的发展,即重新确立了<左传>在<春秋>学上的地位、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左传>以及坚持<左传>的经学正统地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