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社交媒体时代的新现象?

后真相是当下新闻传播学科的热门概念,被认为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产物。然而,后真相并不是当下出现的新事物,其早已存在于近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中。后真相不完全是注重情感宣泄而忽视新闻事实。如今的后真相现象恰恰表明了调查性报道式微和传统媒体公信力下降,以及社交媒体时代碎片化信息恶性循环传播下,网民对事实的追求与技术利用下的接受心理微变。     

中国文化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研究——基于YouTube热门视频的分析

以YouTube、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对国际传播范式和文化传播方式带来深度渗透和冲击,成为许多国家高度重视和积极利用的传播新领域,显现出在全球传播中的显著效应与战略价值。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亟待加强和提高,文章以YouTube具有一定传播热度的视频为对象,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现状、效应与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YouTube语境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国际社交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基于网络文本的内容挖掘

对国际社交媒体选取若干种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的媒体进行抽样,通过网络爬虫和文档预处理软件进行网页采集和字段处理,在社交媒体中采集、过滤、选取具有高传播热度的帖子,结合内容挖掘方法和工具进行词频分析、共现词分析、语义网络分析以及多元统计分析,以考察国际社交媒体热点传播内容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和策略。国际社交媒体的热点内容中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呈现具有关注历史文化、日常文化等若干共同特点,而不同的社交媒体热点内容也有其不同的侧重,这对我国加强和改进国际社交媒体新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提出着启示和要求。     

利用图像社交媒体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

图像社交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具有一定的媒介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体现在传播内容的视觉性、保真性、交互性、使用便捷性等方面。我国对外主流媒体在使用图像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时,在满足媒体内容生产的一般要求、体现社交媒体属性以及利用图像社交媒体所特有的视觉表达属性三个层面均有不足。增强我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的国际传播力,应提高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增加新闻信息数量,增强账号与平台间的联动交流,并善用图像社交媒体的视觉表达性和文化差异性等策略来提升传播力。     

论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主体广泛性、速度及时性、过程互动性、内容复杂性等特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一元性、权威性、针对性和理论性形成了挑战。同时,自媒体时代也为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力、吸引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带来了机遇。加强和改进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需要实现传播模式由以“单位传播”为主转为与“社会传播”相结合,传播内容由以“理性传播”为主转为与“感性传播”相结合,传播主体由以“教育者”为主转为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传播监管由以“技术删控”为主转为与“法德并用”相结合。     

自媒体时代微博意见领袖的舆论效应及其引导

微博成为信息时代的主要传播渠道之一。社会突发事件、新闻热点等,正利用微博不断发酵、升温,进而形成舆论场,备受人们关注,微博意见领袖在舆论场中的作用也愈来愈重要。因此,结合自媒体的传播特征,依据微博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形成中的"圈群化""权威性""集权性"的作用,分析其产生网络暴力、群体极化等社会负效应及原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正确引导微博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中的作用,可以使他们发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发展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     

新意见群体的现实逻辑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基于传播性媒体的视域

新意见群体作为新兴的网络信息传播者，是伴随着Web 2.0技术的兴起、从普通网民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意见生产者。新意见群体的产生有其内在的现实逻辑，在传播性媒体时代，新意见群体逐渐取代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而变得愈加重要，对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性媒体中的传播效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遮蔽权威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等负面影响，同时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有正面作用，能够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能力和传播能力。如何引导新意见群体配合官方主流媒体，扩大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难点，为此，应加强对新意见群体的规范与引领，做好对新意见群体的统战服务工作，优化对传播性媒体的监管，积极宣传主流价值观，引导新意见群体走出拟态环境，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传播。     

后真相时代次生舆情的成因及其应对

后真相时代扑朔迷离的事实和真相已经让公众迷失在他者建构的情绪场域中,塑造公众思想的不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情感或情绪。公众情绪表达成为后真相时代原生舆情能否引发次生舆情的重要因素,而公众的信息需求、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等得不到满足则是次生舆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一旦公众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其理性讨论便容易转向情绪表达,这就驱动并加速了次生舆情的生成与演化。面对后真相时代传播生态与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新问题,将公众情绪纳入舆情危机应对,从认知层面上深刻认识后真相时代公众及其信息需求的变化,从态度层面上积极呼应公众情绪并加以疏导,从行动层面上顺应时代变化向真相追寻者角色转变,应成为后真相时代媒体应对次生舆情危机、有效加强舆情疏导的主动选择。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视阈——以《朝日新闻》2010年1月至9月报道为例

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中日关系走向蒙上了神秘“面纱”,媒体此时发挥了微妙作用。从2010年开年至“撞船”事发前后《朝日新闻》的涉华报道可以发现,日本政府是国际传播的强势主体,报道的题材选择和倾向性选择受两国关系中的利益和文化主导,同时也受传播规律的引导,这种传播还能反作用于两国关系。     

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的形成及启示

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且在2020年仍获近半数普选票,标志着美国民粹主义结合社交媒体,在美国政坛内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竞选过程也不乏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要素,佐证了这股力量的深远影响力.美国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对把握美国政治的现状和走势兼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下,社交媒体引起"公共领域"阶级下移,增强了民粹主义受众群体的政治影响;拥有去中心的定位和传播结构,有利于反建制派表达诉求;具有高度互动性,能够承载民粹主义式的直接民主;形成了部落化的受众环境,有利于魅力型领袖从事游说和动员.社交媒体呈现出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制度化的趋势,民粹主义因此拥有了长期有利的传播环境,这使其转变为长期延续和跨党派蔓延的"新形态".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对美国内政外交均表现出可观影响,使其成为谋划中美关系前景需要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