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的实现机制研究

发展家庭农场首先需要解决地从哪里来的问题,其所需土地应满足三个基本要件:集中成片、长期稳定、规模适度。在农地权利交易市场上,家庭农场实现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的路径一般是先获得众多农户流转和退出的分散的、零碎的承包地,然后进行地块归并与权利整合。传统的高度兼业化的分散型小农经营模式在向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模式转变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瓶颈和障碍,为此,需要构建农地权利市场化配置下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的实现机制的理论框架,具体包括利益共享机制、权利均衡机制、冲突解决机制和配套政策机制。     

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研究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因其技术、制度及组织路径的便利性正成为我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一个探索热点,因而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通过探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的特点,分析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发展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措施建议。     

民法视野下产权型保障房退出机制的分析——以“有限产权”向“共有产权”理论的过渡为视角

当前,我国产权型保障房的退出方式可区分为主动退出和强制退出,构建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是使产权型保障房回归"公共产品"价值属性的保证。完善产权型保障房的退出机制,须从分析退出机制的现存问题入手,以"有限产权"向"共有产权"理论的过渡为视角,重塑产权型保障房的物权属性,建立政府回购体系,推行交易的"内部循环"并制定统一的退出事由和多元化的退出措施。     

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家庭农场的本质是扩大的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它既具有传统农户家庭经营的所有优势,又克服了农户家庭经营存在的弊端;既可以激发农民对新技术、新知识的需求与推广,又有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实现规模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家庭农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家庭农场的发展在土地、人才、资金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必须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构建土地保障新机制;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新人才支撑体系;完善各项扶持政策,创新金融支撑体系,以促进我国家庭农场发展。     

家庭农场:当今农业发展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基于东南亚国家土地制度变迁的视角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由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决定,资源禀赋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农业发展差距主要受土地制度影响.东南亚国家土地制度改革实践证明,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规模两种途径,农业组织形式是农业生产关系的体现,合理的农业生产形式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以家庭经营为特征的组织形式比以公司经营为特征的组织形式更有效率,这是由于农业生产的性质不同于工业生产,家庭经营的监督成本比种植园经营要低得多,前者的生产动力比后者要高得多.中国农业发展历程也表明,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     

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

本文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施药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农场主个体特征、家庭农场资源禀赋、外部生产环境等作为解释变量,利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从业经历、从事规模经营年限和家庭农场的是否三品一标认证、种植作物品种以及是否与农业龙头企业有联系、是否获得政府补贴等变量对家庭农场施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农场主的性别、农业技术水平和家庭农场自有劳动力个数、土地经营规模、是否有完整的收支记录、是否示范类家庭农场、是否有注册商标、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等变量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土地流转何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基于产权认知的视角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深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评判和市场体验,是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土地流转锐化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获得感,改善了农民的市场体验,从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能够产生被尊重感、公共事务参与感和“成人之美”的道德感,进而产生自我价值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道德获得感。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生成过程表明,要锐化与提升农民获得感应注重农民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情感态度与体验,让惠农举措与农民的思想意识及认知水平相协调。同时,要提升农民获得感不仅要定向、定点地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要在市场经济中丰富农民的经济机会和集体决策的内容,让农民在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提升政治获得感。     

现实、立法与地权的近代变迁——民国前期一起土地纠纷的时代启示

清末既已拉开中国法制转型的序幕,及至民国,法制近代化进程进入全面实践阶段。该时期尽管法律对民事审判的依据已有明确规定,但地方官在审理土地所有权纠纷时,有时却并不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裁判,而是动用国家权力对土地所有权法律关系的形成进行干预。这一司法现象的产生,并非因为承审法官法律素养的欠缺或枉法徇私,而是其面对地方土地与国家立法现状时,受当时立法理念与立法趋向影响而自由心证的结果,反映了中国法律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始过程中民法的粗疏、功能欠缺、发展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问题与社会问题。     

“三化”同步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三化”不同步,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实现三化同步的主要途径.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土地经营规模是全世界最小的之一,这是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扩大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刻不容缓,但需要考虑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在城乡一体化基础上大力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改革,突破土地流转中的法律障碍,准许土地承包权转让,让土地要素真正流动起来,推动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健康快速向前发展.规模化经营有多种模式,但家庭农场应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要模式.     

河南省发展家庭农场经营体制的四大特色——以信阳市为例

作为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的信阳市,在改革过程中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体制,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四大经验。即稳步推进土地流转,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打下坚实基础;确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融资功能,为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积极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家庭农场提供综合服务;成立"土地银行",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实现农户与家庭农场的双赢。四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做法,使信阳市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体制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粮食安全背景下的家庭农场“非粮化”研究——以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为个案

粮食安全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性问题。在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撂荒和农业劳动力不足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不但能够解决土地撂荒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经营的集约化程度,从而保障粮食安全。然而通过对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家庭农场呈现出显著的"非粮化"倾向,原因主要在于粮食经营投入高、收益低。因此本文在对该地家庭农场"弃粮从经"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引导家庭农场转向经营粮食作物的若干对策建议。     

近代租佃制度的产权结构与功能分析——中国传统地权构造的再认识

对近代租佃制的认识关乎传统农业经济的顺利转换。以往租佃制被视为地主经济乃至封建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超越这一叙述框架并展开技术分析,却可发现其本土色彩浓厚的独特构造:从租佃制的形态看,租佃比例和地租率反映了土地占有权和收益权的分割,而一田多主则体现了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权利的复杂化;从租佃制的功能看,租佃经营不仅是一种组合各类要素的生产方式,更是以土地为中介的资金运作方式,发挥着现代金融工具产生前的财富保值增值功用;从地权构造的内涵来看,无论是权利的类别与主体,还是权能大小、时间长短、交易和衍变过程,租佃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是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反映生存智慧的产权形式。     

产权式保障向租赁式保障的过渡——对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转变的思考

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作为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一项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在城镇住房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呈现产权式保障向租赁性保障过渡的趋势.本文分析梳理了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了问题存在的深层次根源,在对两种保障供应方式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理性面对住房保障制度的变迁,提出差别化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的思路,制定适合本地区发展实际的保障性住房政策.     

农民增收:地权稳定抑或土地流转?——基于对漳浦县农地细碎化和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分析

本文根据对漳浦县的调研计量分析了农地细碎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认识,一定程度的农地细碎化对南方沿海地区农民收入反而有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的加工贸易型工业化、滚动型城市化使农民的非农化采取了特殊的形式。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并没有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必要前提,因此,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必须从调整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入手。目前情况下,加强农村地权稳定性,尊重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自主权,对于维护农民基本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家庭农场更有效率吗?——基于理论与实证的比较分析

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能够有效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的重要载体,与我国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的长远目标相吻合,是最符合当前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和政策目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证分析说明,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而非小农户是当前最有生产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然而在当前农业生产条件下,并非所有的家庭农场都是有生产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如果家庭农场超出自身的经营能力范围也是同样缺乏生产效率的。     

再谈草场承包——对德姆塞茨土地产权理论的修正

中国草场承包以往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一个自上而下推行的、由外部强加的政策,新制度经济学家德姆塞茨曾提出,畜牧业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会产生极为高昂的维护成本。然而,内蒙古吉日嘎朗苏木和青海黑马河乡的案例表明,草场承包是政府与牧民利益耦合的过程,如果说政府推进草场承包的理论依据在于推进市场化、避免"公地悲剧",那么牧民支持草场承包则是因为经济发展逐渐造成的草场稀缺性。德姆塞茨的土地产权理论不仅在有关畜牧业的讨论中忽略了谈判成本和环境成本,而且没有认识到,不管从经济生产还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讲,畜牧业实行土地私有产权也是有效的。虽然与农业、狩猎业相比,畜牧业需要更为广阔的土地,一旦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会产生诸如建造网围栏等较高的维护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作为生产性投入,它也会带来一定收益,甚至高于其成本,由此产生利润,而且草场产权交易还会降低由土地细分造成的环境成本,提高畜牧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率。     

资源禀赋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业拼凑的中介效应

家庭农场资源禀赋是影响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关键性因素,且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还能提升农场创业拼凑,进而促进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改善,但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研究。通过对家庭农场资源禀赋、创业拼凑、管理能力和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变量的操作性设计,对我国中部六省的家庭农场进行问卷调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创业拼凑在家庭农场资源禀赋与家庭农场成长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家庭农场管理能力在创业拼凑与家庭农场成长绩效间具有积极调节作用,即当管理能力水平高时,创业拼凑与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积极关系更强。     

中国式家庭农场发展:战略意图、实际偏差与矫正路径——对中部地区某县的调查分析

在家庭农场快速涌现的背景下,进一步阐明中央鼓励其发展的战略意图,并对其发展实践中存在的实际偏差进行分析和矫正,这对于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切实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问题是发展家庭农场的核心战略意图,其构成要件具体体现在对农场主、劳动力、经营种类、经营规模、机械化水平、收入来源等方面的要求上。根据对中部地区某县的实地调查,发现家庭农场存在经营者职业素质偏低、劳动力来源结构失衡、弃粮从经倾向严重、经营规模差异明显、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等实际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法律界定不明确、生产要素市场不成熟、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如果政府能采取科学界定注册认证标准、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切实完善土地流转机制、着力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完善政府支持政策等举措予以矫正,将会使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农民阶层分化、产权偏好差异与土地流转意愿——基于江苏省泰州市387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现象日益明显,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产权具有不同的偏好,进而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土地占有权中的剩余控制权偏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收益权中的生产性收益权、保障性收益权、剩余收益权偏好会弱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而流转性收益权则会增强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处分权中的转让权偏好会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而抵押权、继承权偏好则会产生消极影响.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保障程度也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满足不同阶层农民异质化的制度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