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忠顺营官军的命运变迁

忠顺军的前身是由入仕明朝的蒙古、女真和回回等少数民族组成的达官军.明廷把他们安置在卫所里,给以较为优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因民族成分特殊,达官军单独编组,除参加重大军事行动外,并不参与日常戍守、承担杂差,显得很"另类".嘉靖中后期,由于明蒙关系的变化,达官军开始参与京畿地区的日常防守,并于隆庆二年改称为"忠顺军",与内地汉族各军兵种一起入戍京畿、修守长城等,其职责与汉族官军趋同.明清易代后,这批少数民族最终完成了从另类到普通身份的转化,其社会地位与内地汉民族没有区别.     

明朝对近畿达官军的管理——以北直隶定州、河间、保定诸卫为例

明朝的北直隶地区是安置附明少数民族的重点区域之一.为了能对内附民族进行有效管理、利用其特殊价值,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主要有以达官世官管领达军、宽严结合应对治安事件、坚持达官优遇政策等等.明政府的管理措施在将内附达官军改造为明朝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推进了内附少数民族内地化的进程.这恰恰是明政府与内附民族双向互动关系呈现良性发展的自然结果.     

以羁縻论明末辽东之存亡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首,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认识到辽东的重要地位,对辽东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不惜一切代价营建辽东的军事防御体系,而且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了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这一政策的行使可以说是比较有效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个方面,在制约某个部族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另一些民族或部族的崛起,如女真族的建州部,直接影响了明末辽东的存亡,影响了明末时局,以至于后来成为取代明朝统治的新王朝,这是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15世纪后期撒马儿罕使臣海路来华与明廷的反应

本文主要论述明朝成化、弘治年间撒马儿罕使臣由陆路贡狮、海道回国,又从海路入贡过程以及明廷的反应。表面上这是皇帝、宦官、政府官员对贡狮和贡路的争执,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弘治年间明朝对朝贡政策如何调整的问题。由于明朝大臣竭力反对,帖木儿王朝来华贡路复归于陆路。明朝也由此丧失了加强海路贸易的机会,为以后葡萄牙人东占满剌加留下了空隙。     

明朝洪武永乐时期朝廷对西域诸国的政策及目的

明朝洪武永乐时期朝廷对西域诸国实行的政策是明朝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是在明朝与北元及后来的鞑靼和瓦刺这对主要矛盾前提下制定和执行的,因而它服从和服务于明朝对蒙古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明廷在这个时期对西域诸国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试论明朝初期明廷与北元和女真地区的政治关系

明朝初年,明廷与北元和女真各部之间的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洪武时期、永乐时期、正统以后三个时段尤当引起注意。此间涉及了辽东被纳哈出占据,明廷降服纳哈出的过程;蒙文、蒙语在各民族交往中的作用;明廷、阿鲁台、卫拉特蒙古贵族之间的斗争;阿鲁台、脱脱不花、孛来、毛里孩对三卫和女真地区的经略。明廷在女真地区建立的众多卫所及女真诸部的发展壮大等内容。明廷与北元的长期对抗战争是满族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殿粤要纂》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

《殿粤要纂》是一部专记明朝广西军事防务的著作，它是明代广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斗争的产物。它的再现和出版，对我们了解明廷在广西的军事布防，明廷对广西政局的驾驭手段以及广西少数民族分布、迁移、融合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明朝贬至海南之官员锐减趋势探因

明朝洪武后被贬谪到海南的官员呈锐减趋势,其原因,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并无本质关系。文化教育引起的生存环境之变化,致使海南作为流放地的因素极大地下降,这是明朝海南流放贬官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明中后期,海南成为维持华夷体系之枢纽。明廷大臣不断呼吁加强琼州国防,以应对周边局势及殖民主义的威胁,使其地缘战略地位急速提升,成为拱卫大陆的天然屏障,此时再将其作为贬官流放之地,显然已不合时宜。     

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

明代北元后,一大批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女真族等接受明政府的统治,他们基本上被安置于全国各地卫所里.明代卫所"达官"的出现,与明代民族政策和卫所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学界对这批少数民族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多集中于对北元与明朝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明朝"九边"的防守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这批官军在明帝国的各地卫所(不包括边疆羁縻卫所)的详细考查,认为,由于政府的妥善安置,他们的物质与社会文化生活都是丰富多彩的,对明帝国的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全球史观下的“澳门1601事件”

全球史观下的"澳门1601事件"反映出全球化早期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的细节和模式。除了葡荷贸易竞争这个根本原因外,该事件亦掺杂了广东税吏与澳门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而澳门因"双重效力"于两个贸易体系的特殊角色成为矛盾的焦点。该事件亦是葡荷两国、澳门与广东和明廷、广东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诸多政治、宗教、财政、政策通过澳门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中可见澳门在世界贸易体系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历史作用及其具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