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及其出路探寻——兼评崔大华先生新作《儒学的现代命运》

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问题实质为儒家传统所确立的价值原则及其生活伦理能否适应现代生活的合法性危机,所以儒学的现代命运不在于形而上学思辨体系的创建,也不仅仅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它作为生活方式建构者的生命力是否能够继续发挥安身立命的作用。面对以科学、民主、法治为主导的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儒家思想当有明确和自觉的角色定位,那便是公德、私德的明确划分、法治契约理念的重建,从根本上讲是以注重论证、合乎逻辑、为学问而学问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引进。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

对关心儒家现代命运的人来说,常常不能不面对以下问题：儒家在现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儒家在二十一世纪将如何存在?前者是要求对现状作出一个判断,后者是要求对未来给出一个预测。预测当然离不开判断。毋宁说,对儒家现实处境的判断引导与规定了对儒学未来命运的预测。     

论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以冯友兰对孔子的评价为例

本文以冯友兰不同时期的孔子观为例，探讨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命运。在儒学逐渐滑落的近代，冯先生对孔子进行了理性公允的评价。在孔子儒家的地位每况愈下的五六十年代，冯先生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孔子儒学做一些辩护。“文革”时期，孔子儒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冯先生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之论。“文革”结束后。孔子儒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冯先生也对自己的孔子观做了反思与总结。冯先生孔子观的变迁正代表了儒学在近现代中国走过的这样一个由逐渐消沉到被打倒在地，最终又更新发展起来的历程。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特点论略——以马、熊、牟、唐四先生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所开启之易学可称为现代新义理派,相较于传统易学其有四个基本特点,即:新视域、新问题、新阐释、重工夫。现代新儒家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反观易学,用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的方式阐述易学中的义理。他们承接宋易,将西方哲学的理念融入于易学之中,以易学接通西学,以此彰显易学的现代价值。     

回归自然何以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回答

受近代科学观念的冲击,传统自然观渐趋动摇,对中西自然观念及其现实影响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使命。以这些反思为基础,许多哲学家讨论了回归自然的可能性,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重建回归自然的道路。这些思考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儒家: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对石永之先生的回应

石永之先生认为,后儒家试图用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观念应对后现代,这是一种误解。后儒家实际上是试图凭借以儒家仁爱观念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构架,消解以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构架,克服前现代的传统儒家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内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最终使儒家文化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适应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需要。就此而言,后儒家不是"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而是"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在现代化思想体系中建构现代中国人形象——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以柏杨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

正对台湾作家柏杨的研究,以60年代日本学者渡边英雄的《柏杨学》为开端,直至今日长盛不衰。以柏杨传记为例来说,就有雷锐1996年版的《柏杨评传》、古继堂1999年版的《柏杨传》和韩斌2002年版的《柏杨传》三部专著。但是如何梳理、概括,并准确定位、评述柏杨的思想文化体系,在此前的柏杨研究中却未尽人意。张清芳《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以柏杨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恰好在这一方面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努力与探索。     

现代报刊与现代散文的变革——以《申报·自由谈》为考察中心

现代报刊是现代散文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对现代散文的文体和分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古典文学中的散文是作为一种文人化的写作被纳入主流话语之中的,其主要文体如章表、奏议、史论、序记等,其向皇上"进言"的功能在向现代报刊"舆论"功能转变的过程中,文体也在现代报刊的体制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新闻舆论取代章表奏议,以新闻报道等叙事性新闻文体作为新的媒体文体,之后新闻报道类文体和论说评论类文体合流分化,逐步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叙事类、杂体类和小品类文体。本文以《申报·自由谈》为例,从现代报刊与现代散文形成发展的关系出发,探讨现代散文的文类意识,并从散文文体的角度进行必要的辨体。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AI时代人类命运的伦理忧思——以《人类还有未来吗》为中心的考察

《人类还有未来吗》是一部AI时代有关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之作。AI时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是以人的“身体自然”为对象,这将会人为地创造出未来的“新人”而替代现在自然进化的“智人”。这将给人类命运带来巨大的伦理危机,更甚者将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从而使人类及其文明存在覆灭的危险。人类还有未来吗？回答这一人类命运的忧思之问,需要人类葆有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心,注重内在精神文明的发展,平衡飞速发展的控物能力和相对衰落的自控能力,方有未来。此外,人类还需要立足于底线思维和底线伦理,以预防性的伦理与法律规范的设想来防止科技“趋恶”。唯有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让科技回归“价值理性”,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科技方能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类方能长久存续并“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     

世纪之交的儒学研究─—读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大约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新儒学”一词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而今不同了,往日的“绝学”成了“显学”,研究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论著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一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的。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这股“新儒学”研究的热浪与方克立先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方先生的近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全文37万余字,以下简称《现代》）,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翔实的资料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前沿性成果,揭显了“新儒学”何以在中国大陆由“绝学”到“显学”的发展轨迹,表达…     

先秦初期儒家认识论初探——以《论语》、《大学》和《中庸》为中心

从根本上说,初期儒家哲学认识论的特点是认识论与本体论交织在一起,如果不作细致辨析,很容易得出其中没有认识论这样的结论。此一特点是与当时人们认识事物的特定方式相联系的,这种特定方式是站在整体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人和人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进行理解,这种整体性的生活经验既是其本体论的基础,也构成了其认识论的基础,由此造成了此后中国哲学在许多问题上不作细致地区分,这一点是我们在研究先秦儒家哲学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文化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孝道始终都被看作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往往表征出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规范。儒家文化中的孝心理不是仅仅止于孝敬,而是强调这是一个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程序,一个逐渐放大的人伦心理结构完美的进程,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成为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     

儒家思想的全新阐释——读《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而又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中外学界对此亦众说纷纭,各持己论.     

梁启超:重构中国文化的现代自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观察之一

《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指出原本作为构成晚清以来国人的现代想象的重要参照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存在的偏颇,他借镜西方知识界的自我反省,走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自我的重构.他试图借助中西思想文化资源和历史经验,培植国人真正的现代“自觉”,以此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提出通过中西文化的“化合”来建设既作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又具有本土特性的中国“新文化系统”的理论构想.其思考明确指向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的现代化方案的纠偏,构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与后者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力量.     

中国史学现代脚注之确立:以《历史研究》与《文史哲》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系列史学新刊物的出现,如《历史教学》《文史哲》《历史研究》等等,现代学术规范逐渐确立,其中也包括作为现代学术主要特点的脚注。尽管1950年代初这些刊物都采用直排形式,作者们多使用尾注或文中夹注,但1954年以后逐渐使用“直排脚注”。《文史哲》1955年率先使用了横排并确立了脚注的格式,《历史研究》等刊物也在1956年根据文化部对出版物标准的指示改为横排,从而奠定了现代脚注的格局。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采用现代注释格式方面起了标杆作用,这主要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取得史学界指导思想,使得史家开始重视规范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著作,强调其经典性、权威性。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史学交流加强了对现代史学规范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