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新子学时代

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心和关键.在思想权威受到质疑的时代,诉诸经典已经不再有独力担负重塑价值基础的责任的可能.从根本原理出发的再思考不得不面对"子学时代"曾经的思想状况:所有的思想者都必须将自我辩护的意识内化到写作和思考当中.先秦时期儒、墨之间的思想辩论与先秦名辩思潮有关,名辩之学对诸子时代的哲学家影响深刻.怀疑的精神氛围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处境,这决定了解决时代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所需达到的根源性深度."新子学时代"既是对当代中国思想处境的理解,也是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形态的期许.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冯友兰的新理体学

冯友兰把自己的哲学作了两方面定位:一是现代化时代的哲学,而非近代化时代的哲学;二是理学,称之为新理体学,此新即具现代的意蕴。冯友兰同意金岳霖的话:"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游戏"在这里并不是民间变把戏的贬义,它可以理解为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四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这四个都是我们所谓形式的观念。新理学称理世界为真际,器世界为实际。它认为,真际比实际更广阔。冯友兰的四境界说,重新构建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冯友兰是以理体学会通心体学,这种会通,亦是其觉解程度的提升和哲学的自觉。     

“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的主体问性诠释

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傅山与船山子学思想之比较

傅山与船山均重视子学研究,并且都特别会心于道家、道教,但两人研究子学的立足点有异,而在对老庄一些著作的具体诠释上又有其一致之处。     

从古典到新传统的多元性重建——当代“中国哲学”世界的新开展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开展,表现为彼此关联的六大方面:其一是恢复了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重新积累,其二是中国文化认同促使人们对中国哲学进行同情之理解,其三是大量新出土文献丰富了人们对早期中国哲学世界的认知,其四是追求中国哲学内在性的方法论的反思,其五是"经""子"的结合以及"经学转向",其六是立足于中国哲学历史性研究之上的新义理的阐发和发挥。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可公度性与差异性、传世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经学与子学、哲学史与哲学的双向互动中,中国哲学正在形成更加良性的诠释循环。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寻求合法性——从经学到纬学

汉代政治的合法性由经学和纬学共同建构,二者都承继了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精义,然后各自加以发挥、扩展.经学所重在哲学,通过阴阳五行宇宙观下的天人感应为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依据提供形而上论证,纬学所重在神话,通过一个虚构的帝王世系和他们受命的故事来展示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为正当.在思想上二者并不绝然分离,往往相互交错.经学和纬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

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近年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些批评本属正常,但有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或有所误解。比较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的今昔不同评论,笔者仍认为此书对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应属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并认为此书将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亦有作者之卓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其固有的哲学思想,但哲学这一学科的引进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冯友兰的价值理性及其建构方式--"天地境界"与"天人之际"及文化普遍性思维和哲学理性

"天地境界"体现了冯友兰价值理性的意义,代表了其价值理性的建构方式,这一中心都体现在了其《新原人》的著作之中.《新原人》的哲学观念展现了冯友兰价值理性的多层面性,其价值理性正是通过天人之际和文化的普遍性思维及哲学理性途径来建构的.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禘”解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在经学史上,关于"禘"的理解历来就存有分歧,尤自郑玄、王肃以降。至唐代《五经正义》颁之国胄,世人治经唯郑之从。然而,民间也出现了以赵匡为代表的新的学术动向且开宋学先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虽采赵匡之说,但因朱子不满程子解"禘"而程朱之判已明;虽然学宗朱子,但是以吴澄、陈澔为代表的门人后学对"禘"的理解也有区别。因此通过对"禘"的研究,可以一窥朱子学在经学领域,尤其是礼学研究方面的精微化趋势。     

关于构建中国"手艺学"的问题

手艺,以手造物的技艺,承栽人类文明认知、审美、伦理等诸多内容.建构中国"手艺学",对中国数千年传承发展的"手艺"进行专门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手艺学"将包含手艺原理、手艺批评和手艺史研究并建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联系.作为独立学科,有助于进一步求解手艺传承、造物哲学等基本命题,在知识建构和人才培养上发挥基础、持续、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濂溪学研究的意义和范围

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开创宋明理学,号称"理学鼻祖""理学渊源"。但周敦颐的著作言简意赅,"濂溪之学,精悫深密",学者阐释其哲学义理,或开拓其他研究领域,不甚容易。周敦颐的存世作品,《太极图说》200余字,《通书》2000余字,《爱莲说》100余字,《拙赋》60余字,诗札若干首,欲在义理上展开阐释,需在文献上扩充根据。文章谨就周敦颐在湖湘地域上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当今社会的意义,以及濂溪学的哲学义理研究、濂溪学的学术史研究、濂溪学的文献学研究方面,提出若干思考。     

濂溪学研究的意义和范围SSCI

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开创宋明理学,号称"理学鼻祖""理学渊源"。但周敦颐的著作言简意赅,"濂溪之学,精悫深密",学者阐释其哲学义理,或开拓其他研究领域,不甚容易。周敦颐的存世作品,《太极图说》200余字,《通书》2000余字,《爱莲说》100余字,《拙赋》60余字,诗札若干首,欲在义理上展开阐释,需在文献上扩充根据。文章谨就周敦颐在湖湘地域上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当今社会的意义,以及濂溪学的哲学义理研究、濂溪学的学术史研究、濂溪学的文献学研究方面,提出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