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简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兴起

每个国家民族在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通常都要经历一个旨在弘扬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宣扬近代民主政治思想,促进人们观念变革和思想解放的启蒙时期。我们中国在近代同样也经过这样一个时期,它是如何兴起的?这是本文将要阐述的。探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兴起,首先必须弄清其源流。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始于16、17世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独特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一批有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震惊于当时的政治变局,对导致明朝灭亡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进行了检讨和批判,并且试图通过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民族文化复兴的未来,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欣起的。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阶段,它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体现为它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男性思想家发挥启蒙作用;关注妇女的社会权利。     

论五四时期探求"婚姻自由"的社会思潮

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婚姻观念变革的现实土壤,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把婚姻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在揭露和批判旧式婚姻实质及其习俗的基础上,大力张扬婚姻自由,对婚姻自由的本质与内涵、伦理价值与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建构,并形成了一种颇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思潮.五四婚姻变革思潮虽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对现代婚恋观念的形成和近代妇女解放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反思、批判与超越：近代知识分子认识论嬗变

经明清的思想启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论发生了嬗变,逐渐将认识的主体性从传统主客模糊的认识中抽离出来,近代知识分子成为思想的主体及认识论变革的主体。经过启蒙后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剧烈思想冲击下,其认识论的转向也在时代的思想大潮中孕育着,尤其进化论思潮传入中国后,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传统,并吸纳了进化论的“科学”品质,实现了较之于传统的新转向。但由于对近代中国缺乏现实考量和理性的批判,其认识论终究无法解决近代中国的中心课题。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经过马克思主义武装的近代知识分子将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视域,并完成了认识论的革命性超越。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论五四时期探求家庭变革的社会思潮

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家庭观念变革的现实土壤 ,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把家庭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在揭露和批判旧式家庭实质及其习俗的基础上 ,提出了异彩纷呈的家庭观 ,主要有建立小家庭、废除家庭和家庭革命三个不同层次 ,其社会影响也迥然相异。五四婚姻变革思潮虽存在某些局限性 ,但对现代家庭观念的形成和近代妇女解放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最初发轫——龚自珍个性解放思想述评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可以追溯到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他倡导“心力”论 ,促使近代先驱者重视人心变革、思想启蒙 ;他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林风气的批判 ,是国民劣根性解剖的思想灵感之一 ;他对封建政教摧残人性、人才的揭露 ,对探寻国民性病源有启发作用 ;他开启了自我批判的时代 ,开创了民族反省的一代风气。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与国民性改造思潮虽有区别 ,但视其为后者的发轫、最初源头 ,却并不牵强。     

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

正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标志着欧洲最终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近代中国虽然并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在明清启蒙思潮和近代西方思想双重影响下,又的的确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有着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不乏真知灼见的启蒙学者与思想家。在近代启蒙思潮中,除救亡、科学、民主等喧腾一时的思想观念外,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①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走向工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过程及其内容和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梁启超与中国早期新闻思想启蒙

作为近代"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系统阐述了报馆之责任、职能、地位、宗旨等议题,对当时报业状况作出深刻批判,进而提出报馆、报人之标准.梁启超对近代报业之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论明清之际思想家对封建纲常的批判

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一大批进步思想家以一定的历史自觉，从不同的方面对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提出了许多包含近代启蒙因素的命题和观点。三纲，即君为巨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原则的实际提出，始于战国时期韩非。韩非发展了先秦儒家对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三伦”的概括，并适应从政治上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抽掉了其中相对性的内容，将“三伦”上升到三纲的高度，视之为天下治乱的关键。汉初，董仲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王道…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转向的心理机制

鉴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转向的探讨,依旧盛行"社会变革影响论"、"继续革命论"、"世界思潮影响论"等外在影响研究,因此有必要从心理机制角度重审之。事实上,人文启蒙无效体验、苦闷之顶后的力量爆发,以及以政治启蒙来为人文启蒙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转向新的人文主义形态即革命人文主义,此三者乃启蒙思潮转向的心理动因与目的。唯因如此,从人文启蒙到政治启蒙,从弃医从文到弃文尚武的转变,才更符合心理规律与历史真相。     

近代思想家对老子“守静”、“贵柔”思想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实现观念的变革,“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俱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不仅科学地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对观念变革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进步思想家们对老子的“守静”、“贵柔”等保守思想的批判,就是近代以来观念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起到了扫清道路的积极作用。回顾这一历史事实,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观念变革的关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都不无裨益。     

从思潮到事功:民国建设思潮的历史探研与反思

自北伐完成后,国民党开始力倡"建设",努力于由前之"革命"变向为"建设"的历史转折。各种建设思潮顺势涌现,逐渐凝聚为时代主题,近代中国以建设为朝向的历史帷幕渐次开启。期间,官方机构、社会精英及社会团体都曾进行过种种心智和行动上的探索与努力。回顾与反思民国建设从思潮到事功的演进历程,揭示其中所蕴含着的历史规律和启示,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的进展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四次启蒙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启蒙、每一次真理的发现都是对蒙昧思想的批判与否定。于是,蒙昧与反蒙昧,就构成了思想史上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行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史正是由四次反蒙昧的启蒙思潮汇成的思想长河。第一次启蒙出现在周代,其特征是对"人"自身地位、属性及其意义的自觉,以对抗和取代夏、商的神本主义蒙昧观念。第二次启蒙出现在六朝,其标志是自然适性、钟情任欲,以纠正与清剿汉代"阳善阴恶"、"性善情恶"、"圣人无情"的蒙昧思想。第三次启蒙出现在明清,其标帜是在理欲相兼、义利合一、公私互渗、凡圣平等等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原常识,破除的蒙昧对象是隋、唐、宋、元儒家道学—理学构成的似是而非的唯理性主义。第四次启蒙在近代,特点是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综合中国古代启蒙思想资源,抨击中国古代维护皇权专制的整个荒谬无理的纲常理念体系。     

简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唐前小说的地位一直是"小道"、"末流".唐后,地位开始有所转变,但始终未能登大难之堂.之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小说的阅读层开始扩大,又因口头文学承传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帮助作用,它的地位也得到认可.中国近代的历史遭遇和屈辱的历史地位使知识者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于是近代意义上"新民"、"救国"的小说观念开始产生,几经曲折后,发展为"启蒙"、与"反封建",小说观念逐步成熟起来.新文化运动后,在李涵秋、鲁迅等小说家推动下完成了中国小说观念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     

新学:中国的启蒙观念之内涵

启蒙思潮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启蒙观念本身学界却无定论.以社会史、思想史考察启蒙观念,都带有一定局限性.通过历史语境整合中国自明清之际以来的四次启蒙思潮,可突破这一局限,并彰显以新学为内涵的中国的启蒙观念.     

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从“内生型”向“外发型”的嬗变

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纯粹依赖于外部力量(西方话语)的推动,还是源自于本土观念结构的内在变革,至今依然有很多争议。众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是一种"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是西方的"舶来品"。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晚明清初的知识分子在儒学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启蒙意识,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的"内生型"维度。清末民初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性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盘西化"思潮的形成,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才逐渐取代了"内生型"的现代性意识,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