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名案中的刑法理论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著名案件,比如邓玉娇案、梁丽金首饰案、孙伟铭醉驾案、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等等.这些案件的处理,为日后法律职业人运用刚性法律应对纷繁复杂的具体事案提供了绝佳借鉴;同时,这些名案背后也深藏着许多艰深的刑法理论问题,有待刑法研习者加以深入研究.     

论国际法院对隆端寺案的判决

柬埔寨和泰国对于隆端寺地区的领土主权争端主要是由于附件地图中所标出的隆端寺的归属与双方签订的边界条约中所确定的边界不符所引起的.1962年国际法院虽然依照地图判决隆端寺是柬埔寨的领土,但是由于判决本身存在争议,尤其是对地图效力的论证以及对泰国适用禁止反言原则的合理性.近几年,由于柬埔寨申请将隆端寺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成功,使得两国的争端恶化.泰国对于判决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柬埔寨也向国际法院提出了对1962年判决作出解释的请求.国际法院下达了指示采取临时措施的命令,但是两国的争端能否得到最终解决还是个未知数.     

死刑存废的理论根据及其评价

刑法学界在死刑问题上早就形成了存、废两派,但至今两派在论辩中难分胜负。废除派难以回答为什么被害人不可剥夺的生命却被杀人犯剥夺了;也难以回答杀人犯违背了不剥夺他人生命的义务,其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可剥夺。保留派用报应理念为死刑辩护已经不合时宜,从遏制力上又拿不出死刑遏制犯罪的实证资料。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倾向于废除死刑。并认为,还可补充几点废除死刑的理由:死刑会成为罪行更严重的人毁灭罪证的手段;死刑会成为一派政治力量镇压另一派政治力量的手段;废除死刑可以树立善的榜样;废除死刑能从整体上减少“人为地剥夺生命”的不人道行为。     

“欠债偿命”的逻辑悖论与刑法危机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老格言早已划定了中国死刑适用范围,然而刑法“重刑主义”的毒瘤使集资诈骗罪依然保留了死刑规定,如此泛滥的死刑规定导致难以克服的立法与司法的双重逻辑悖论.刑法作为社会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用之不当会造成新的恶害.因此,对集资诈骗罪过多适用死刑判决将不可避免地使刑法产生空前危机,尤其是突破了主客观相统一的量刑规则,荡涤了刑法谦抑性,使刑法沦为国家强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虽然现阶段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通过对行为人剥夺人身自由和既得利益等措施足以有效地遏制非法集资案件的发生,因而并不妨碍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论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

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生产方式的运用,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现代社会正步入如德国学者贝克所言说的＂风险社会＂。就刑法而言,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疆域已经扩展到风险规制的领域,从而＂风险刑法＂理论应运而生。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的探讨上,从刑事本体性、刑事现实性和刑事政策性三个维度寻求了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从而期待风险刑法理论得到更多刑法同仁的认同。     

如何看待北京市大兴区当街摔死女婴案的法律后果?

案情简介2013年7月23日晚上8点50分,北京市大兴区科技路公交车站旁,两名驾车男子因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女子未给其让道停车,而发生口角,车上两名男子下车后毒打该女子,其中副驾位置男子打更凶,打过该女子后,又将童车里两岁半熟睡的女婴抓起来,重摔在地后,开车逃离现场。之后该女婴被送往医院抢     

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以清代秋审成案机制为鉴

我国尚未建立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而清代秋审成案机制对清代司法官适用死刑起到较大指引作用,可资借鉴。在对清代秋审成案的产生主体、具体类型、论证方式、司法效力以及时间效力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有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司法实践困难等问题。建议借鉴清代秋审成案机制的相关制度,从案例制度本身和司法适用2个方面构建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     

快播案一审判决的刑法教义学分析——与几位方家的商榷

快播公司因其旗下快播播放器的组件——中心调度服务器和缓存服务器的特殊功能而被认为是网络内容提供商,进而被认为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一结论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中心调度服务器只是被用户操控的软件和工具,缓存服务器是帮助信息传输的"中转站"而不是存储信息的"货仓",所以快播公司实际上是网络平台提供商。其行为符合中立的帮助行为的特征,亦符合技术中立原则的法理。快播公司没有参与淫秽视频的传播,不存在间接故意,没有实施作为犯罪;同时快播公司不具有保证人地位,不负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对于具体用户传播淫秽视频的行为不"明知",亦不可按不作为的实行犯处理,理应无罪论处。快播案透露出中国通过强力管控网络服务商来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策略,审判机关的先入罪再定罪思维有损司法的正义性,值得深思。     

布朗案判决后美国南部的象征性改革对民权运动的影响

1954年布朗案判决后,美国南部白人社会出现了名为执行判决实为阻挠落实判决的象征性改革。这种象征性改革激起了黑人社会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入座运动”、“自由乘客运动”、“伯明翰运动”和“向华盛顿进军”等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发展。这一系列直接行动不断突破象征性改革的束缚,加速了民权运动前进的步伐。象征性改革本质上是南部白人社会父权主义在种族关系上的体现,它企图安排黑人的命运,控制民权斗争的进程和方向。黑人社会认为,象征性改革是一种桎梏,要争取种族平等就必须冲破它的束缚。     

关于刑法理论结果加重犯的再认识

刑法理论中的结果加重犯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作者立足于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以及与相关犯罪形态的区别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并提出立法修订建议.     

刑法规范变更导致的法律溯及力问题——由“牛玉强案”引发的思考

刑法规范的更迭涉及罪名的调整以及法律溯及力等问题,目前,我国《刑法》第12条采取的是溯及力分离主义原则,但从个案的处理结果来看,这种溯及力与既判力绝对分离的模式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借鉴国外立法例,对《刑法》第12条第2款的内容进行修改,将溯及力规定有条件地适用于已经生效的判决,实现人权保障和刑罚惩罚的有机结合,才能够真正实现良法善治.     

孙伟铭案死刑判决后赔偿动机与公众安全感的博弈分析——以媒体善意倾向性报道的非正当性为视角

孙伟铭深度醉酒后非法驾车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前、之后、媒体报道和二审中,都存在孙伟铭及亲属、受害人及亲属、媒体和公共安全感等多种因素的博弈.这些博弈过程和结果,表现为孙伟铭及亲属在死刑判决后,受到保命的强力挤压,在短时间里赔偿了受害人100万元.但是,这种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的过程中,媒体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于民事赔偿过程中,给孙伟铭被披"好人"、"善人"和"动人"外衣,孙林身上有太多的"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的东西,并不能证明孙伟铭及亲属的被动赔偿,构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媒体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被动民事赔偿行为,为多方力量博弈中一个重要的不恰当筹码,是极为不适宜的.     

日本刑法结果加重犯中的共犯的理论与实践

在日本，由于学者所持共犯理论根据不同，以及学者的立论角度不同，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迥异，这样对行为人的处罚结果自然也会不同。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司法实践而言，这种情况就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可能会出现同罪不同罚，会使得刑法应用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理论与现实:对澳大利亚诉日本南极捕鲸案的理性审视

国际法院正在审理的澳大利亚诉日本南极捕鲸案是涉及国家捕鲸法律责任问题的"第一案"。分析该案中日本南极科研捕鲸行为的性质,虽然可以得出日本将可能面对在理论上败诉的结论。但通过对法律责任追究的现实障碍分析发现争议案件不单纯是法律问题,其背后更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涉及复杂而广泛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家利益。这些现实障碍将导致国际法院的判决必将是艰难的,审判结果也很可能与理论上的分析有相当大的距离。面对现实,国际社会还应当积极寻求国际司法裁判之外的其他争端解决途径。通过多种途径相互配合,共同应对国际捕鲸争端。     

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特殊防卫”条款的激活——以“反杀案”为切入

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贯热衷于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防卫过当规定,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处于虚置状态。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受以往司法观念束缚的思维定势影响以及刑法第20条第3款存在立法瑕疵所致。该文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误区,没有坚持就事论理。以往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刑事立法规定是运行就事论事的算法,现在刑事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3款是运行就事论理的算法。事是实在的,理是重要的,以就事论理为视角才是激活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根本法则。以就事论理为视角讲究以动态的眼光回顾案件全过程,重在阐明法理,力图获取可接受的合理处理结果,进言之,就是优先考察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前提。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第20条第3款激活的路径是:坚持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法律适用中的第一位次,回归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初衷,坚持特殊防卫人优越利益的立场,重新厘清"行凶"的含义,准确理解特殊防卫中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走出侵害人侵害与反击人反击双方数量相等的误区。     

试论原因自由行为可罚的理论根据--从我国刑法视角对行为概念的理解

原因自由行为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在此状态下充足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理论界为解决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提出了很多观点,但每种观点均有缺陷。本文试图从行为概念出发,解释原因自由行为,阐明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