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诗剧中的该隐传统

该隐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一个经典形象。这一人物首先出现在《圣经》里,他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也是杀死自己弟弟亚伯的凶手,因此他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杀人犯。自此以后,该隐就被打上了罪与恶的印记,在《圣经》里也形成了邪恶的该隐传统。拜伦的诗剧《该隐》却赋予了该隐一个英雄的形象,更确切地说,是拜伦式英雄的形象。这一形象与传统的邪恶该隐形象截然相反。通过该隐形象的转型来揭示拜伦的上帝观及恶魔观,从而探讨拜伦及其作品的反传统性。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父权制文化中男性作者贬低女性的倾向和对女性所持有的矛盾心理。从文化的视角对《旧约圣经》中的120位女性形象进行认真梳理和立体扫描后发现,只有位居两极的女性进入男性话语的中心:一极是以被刻画成导致大英雄参孙身亡的"淫妇"大利拉为代表,另一极则以被塑造成"贤妇"形象的路得为代表。贤妇形象的塑造或许可以缓解父权制《旧约圣经》中女性的不幸与悲哀。     

苏曼殊诗歌翻译选材原因探析

苏曼殊作为近代文学家翻译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并编译了《文学姻缘》、《潮音》、《拜伦诗集》、《汉英三昧集》四部集子。他之所以选择翻译这些诗作,一方面是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另一方面被拜伦和雪莱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精神感染。他是中国系统翻译拜伦诗歌的第一人,在翻译上的功绩不可磨灭。     

拜伦的女性观

英国杰出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有不少关于女性的评论,他既洞察和同情妇女的苦难,对妇女受到男性自我中心的歧视而被排挤到边缘的命运有一定理解,渴望女性的精神慰籍,同时又对她们抱有很深的偏见,轻视嘲笑女性,本质上仍然是父权意识形态的"厌女"传统的继承者.拜伦女性观的形成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周围的女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诗歌中的女性人物缺乏主体性和真实感,折射出拜伦对女性的矛盾心态.     

威尔弗雷德·欧文诗歌的圣经母版——以《父子的故事》为例

《圣经》是许多英美经典作家和诗人文学艺术创作永恒的母题。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著名的战地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也不例外。他有极浓厚的《圣经》情结,他的诗作通过化用《圣经》典故,将作品与钦定本《圣经》进行互文,从而增加了诗作的厚重、可读性和艺术魅力。本文考察了诗人的有关文化背景,分析了他的诗歌特色以及它们与钦定本《圣经》之间紧密的艺术关系。     

普希金诗歌中的《圣经》题材

普希金的《圣经》题材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展性拟作，如先知诗人题材系列；另一类是讽刺性拟作，如叙事诗《加百列颂》。前者借用《圣经》题材和《圣经》中的形象，使他的诗歌变得更简洁、更形象、更富于寓意、更富于表现力；后者对《圣经》中的“报喜受胎”故事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具有强烈的讽刺色彩。普希金对《圣经》的态度是一个艺术家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宗教徒的态度，但就他的整个创作而言，却渗透着基督教精神，这是不应该忽视的。     

论鲁迅文学创作中拜伦式英雄的中国化

清末文坛的拜伦热给鲁迅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漂泊、孤独和具有反抗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已经深入到鲁迅文学创作的灵魂,他结合中国的实情,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使拜伦式英雄中国化.鲁迅在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些中国语境下的拜伦式英雄,对拜伦式英雄这一异域形象经历了由乌托邦式的憧憬到遇到卷土重来的传统势力后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转变,不同层面地展现出拜伦式英雄的质疑精神和抗争元素.其小说精心刻画的拜伦式英雄为改造国民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看《别雅典女郎》的汉译

阐释学是一门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它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是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拜伦诗歌《别雅典女郎》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究在苏曼殊的诗歌翻译过程中,斯坦纳的“信任”、“攻占”、“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分别是如何得以体现的,进而理解阐释学理论在苏曼殊的翻译拜伦诗歌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试析拜伦生命伦理思想对其诗歌风貌的影响

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角度去观照拜伦的生命伦理思想，其核心内涵是重生向死。这种生命伦理思想对其诗歌的艺术风貌直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在诗歌的意境风貌上的大气磅礴、恣意纵横，在诗歌形象塑造上的“拜伦式英雄”，在诗歌语言上的直观性、口语性、张力性与动感性。     

关于知识与生命的谕言——拜伦诗剧《曼弗雷德》和《该隐》的基本主题

《曼弗雷德》和《该隐》是拜伦思考个体精神的两部代表性诗剧,贯穿其间的是关于知识和生命的谕言。理智和情感教导人求真,使人不再盲从信仰;然而现实中的困境又使人看到理性自身的局限性,人不得不在宗教里寻求最后的慰藉。拜伦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中思考理性与信仰的辨证关系。知识——人类认识善恶的手段和目的;生命一人类诞生与死亡的种种困惑;理性——怀疑与信仰的肯定与超越。拜伦在诗剧中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是在对《圣经》的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完成的。     

新时代青年英雄观的内涵因子分析:一项基于新征程语境的实证研究

新时代以来,英雄价值被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英雄文化成为研究热点,但对于英雄的研究与描述仍然存在边界内涵不够清晰的现象,英雄研究的学术体系在历史纵向、结构横向、交叉融合各层面均有不足,话语体系在实证研究、基础研究、量性研究各方面均有欠缺。进一步明确英雄内涵,进行英雄因子量性研究,深入辨析英雄观念的内涵因子,可为进一步编制英雄量表提供基础性工作。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性访谈,从四个方面进行英雄量性实证研究,在四个方面均有新的发现。第一,英雄类型认知与因子分析。发现抗疫英雄、民族英雄、革命英雄、平凡英雄、战斗英雄居前五位,英雄类型认知具有现实性、民族性、革命性、人民性的突出特点。第二,英雄品质认知与因子分析。开放式联想的结果显示,勇敢、奉献、爱国、开朗、乐观居于前列,在继承革命英雄主义英雄观恒定品质的同时,又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的新的品质特征。第三,英雄叙事认知与因子分析。通过不同类型具体案例的英雄叙事研究发现,英雄正能量不断积累,负能量不断消减和转化,但也要注意到对部分问题保持中立不做评价的观望者占比不低,加强英雄主义教育、强化教育效果仍然任重而道远。第四,英雄的传播认知与因子分析。英雄文化传播途径和影响渠道发生了较大变化,传媒影响崛起,自主观念增强,学校影响降低。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四点结论:第一,英雄类型与时俱进,平凡英雄成为主流;第二,英雄品质不忘初心,勇敢奉献成为主题;第三,英雄叙事突显是非,中国故事感动中国;第四,英雄传播自主认知,社会合力强化效果。提出关于英雄研究的四点建议:第一,强化英雄历史研究,彰显英雄正气力量;第二,强化英雄本体研究,构建英雄因子体系;第三,强化英雄叙事研究,讲好英雄动人故事;第四,强化英雄传播研究,赓续红色英雄传统。     

《哀希腊》在中国的百年接受

拜伦及其经典诗篇<哀希腊>在中国已经走过了百年的接受历程,特别是<哀希腊>的接受史已成为拜伦研究成就在中国的标志性象征.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背景及随历史潮流而动的大众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是<哀希腊>受到如此礼遇的基本原因.但目前<哀希腊>的研究有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和有待拓展的空间.     

探析蒙古考验婚史诗与好汉三项比赛

好汉三项比赛从萨满教祭祀仪式演变成为衡量好汉的价值标准之后 ,渐渐渗透于蒙古英雄史诗之中 ,在原有完成任务式考验婚史诗的基础上 ,出现了复合式考验婚史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学术建构——基于CSSCI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中国英雄文化源远流长,而英雄文化研究却起步甚晚,与丰富的英雄文化资源不相匹配。自步入21世纪,英雄叙事在大众文化领域大放异彩,加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雄文化,引发学术界对英雄文化的热切关注。基于CSSCI期刊论文对有效文献的时间分布、主要议题及高被引论文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知:第一,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成果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从时间上看,2013—2017年侧重于对文艺作品中英雄文化与英雄形象的阐述,201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新时代英雄文化、英雄理论与制度等则成为研究的热点。第二,这一领域目前主要探讨了四个方面的议题:一是关于英雄及其概念群的本体性探索, "英雄" "英雄文化" "英雄主义" "英雄精神" "英雄形象" "英雄叙事"等概念的阐释正在逐步完善中;二是对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研究,包括其生成逻辑、发展历程、自身特色等整体性考察,抗战时期劳动英雄与新时代人民英雄等阶段性研究,以及主要领导人英雄观的重点研究;三是有关文学艺术作品中英雄书写的分析,抗疫英雄、超级英雄等形象体现出"英雄"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与新内涵,新时代英雄书写的"人民性" "个性化" "崇高性""日常性"等特征得到重视;四是对历史与当下英雄整体或英雄个体的论述。第三,从这一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文化、法学、电影与文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英雄文化研究最为热门。总体来看,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应深刻把握时代主题,汇聚研究力量,并以问题为导向,回应时代关切,自觉将研究汇入时代洪流,突出实践价值;同时在多元英雄形象的建构中彰显平凡英雄的时代取向,并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革命英雄文化的传承,文化产业创造等方面努力探索自身特色,构建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体系。     

李煜及李清照后期词的构思方式及其创作渊源

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的感情基调极为近似,于是不少读者由此推及并认为他们的创作风格及艺术特点相一致。事实上并不尽然。李煜词少羁约,故而称得上婉约中的豪放派;李清照则是标准的婉约词人。他们的词都浅平通俗,但给读者的感染力却有通透、郁结之分。从他们后期词的构思角度进行分析,或可说明两者的差异及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     

泪水凝成的刘备形象

《三国演义》以泪水作为真情的外化和仁德的标志,构成了刘备形象的鲜明特征。他用真情感召天下英雄,用仁德赢得百姓拥戴,虽然他的帝业被泪水浸洗得失去了辉煌,但他却因此而被定格为道德完人。     

童音与苍狼——从政治学视角解读史诗《江格尔》

作为一部恢宏博大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世界上少有的活态史诗之一，它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有着丰富的政治学研究意义。洪古尔是《江格尔》中最光彩夺目的英雄，具有超强的战斗技能和英勇无匹的气概，他对江格尔可汗忠心耿耿的赤诚之外也有“不赤诚”的表现，是一个有情有义、可爱可敬的“童音与苍狼式”的英雄。     

英雄主义的演变--海明威式英雄与水泊梁山好汉的比较研究

在世界文学史上,英雄形象代代辈出。这些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衍化自文学原型中的原型英雄。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原型英雄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身负重任、力挽狂澜、无所畏惧、豪气冲天……其中,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与海明威笔下的平民英雄分别是中西方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光辉形象。虽然隔着时空的差距,这两位作家笔下的英雄可以说是惺惺相惜,颇有许多神似之处。他们既继承了原型英雄的气质特征,如勇敢、正直、有本领,又有原型基础上的进一步演变,即不分贫富贵贱,无论成败得失,只要战胜自我,服务百姓,就是英雄。总之,两位作家笔下的英雄都有平民化趋势,英雄本色依旧,而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则被扬弃。在这个意义上,两位作家都更注重“英雄”这一概念的内涵,因而扩大了其外延。两种英雄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文学、领悟人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风流与癫狂——解读帕尔哈迪与麦吉侬的悲剧形象

《帕尔哈迪与希琳》和《莱丽与麦吉侬》这二部叙事长诗,讲述的都是凄美的爱情悲剧故事,其中的男主人公帕尔哈迪与麦吉侬在圣洁而坚贞的爱情面前,都表现得比女主人公更主动、热烈与奔放,但他们又具有独特的个性。帕尔哈迪在英雄本色中,演奏出悲壮的爱之旋律,麦吉侬是在癫狂状态下,弹奏出凄婉的爱之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