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

我国“十一五”规划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中之重,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然而,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一直严重供给不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行财政制度造成的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由于我国的公共事业责任基本在地方政府,因此必须进行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首先界定市场与政府责任的界限,然后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最后调整财权,建立起“以属地分税制为基础、财权事权相统一、财政收支相对等”的彻底的分税制管理体制。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成因解析与对策——基于分税制改革的视角

从财政分权所导致的财政体制变革入手,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理论,深入剖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非合理性的内在机理与动因.认为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平抑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财权与事权非对称格局,并能够支持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类公共品的财力供给.然而,现行的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转移支付制度,却使得贫困地区(农村)的地方政府支出呈现出非合理性的结构,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不足.基于此,有必要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导向、模式及政府间的事权分配进行调整,从而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与实现城乡间社会保障均等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必要的财政基础.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吗？——以北京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SPSS计量软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存在着显著差异,1994年以前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对促进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没有积极效应,而是相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2）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瓦格纳定律相悖,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995年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地方财政运行：区域差异与应对之策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运行状况区域差异特征明显,突出表现在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财政收支缺口与财政自给率等方面,进而直接导致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差异。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区域间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间财政相对均衡,进而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推行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改革,确保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     

破解农村公共服务困境的治理之道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某些问题,如存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体不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负担过重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财政支农投入有限、非均等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和非均衡的财权事权制度安排等制约了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因此需要从定位政府责任,完善制度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合理配置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加强政府体系内部的协同性;以公正平等为根本价值导向,建立均衡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等方面入手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程。     

财政体制分权改革30年的效应分析

为对中国分权型财政体制改革30年来的效应进行分析,寻求进一步改革完善财政体制的思路,在简要评述财政体制改革目标与历程的基础上,以陕西省的历史数据为依托,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公共服务水平和地方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分权改革不仅明确了各级财政的职责、提高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财政体制的改革尚需要继续完善.     

财政分权及纵向财政不平衡对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公共财政框架部分之一的基础教育,也就是义务教育,也实行了分权化管理。基础教育的事权主要由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来承担,这并不合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提高"两个比例"的同时,却导致了纵向财政不平衡,使得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不得不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等"硬指标",同时压缩基础教育方面的投资。支出上的分权也会导致地方政府减少教育公共品的供给。实证检验的结果证明了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于中国的基础教育中。     

财政体制视野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非均等化问题,从财政体制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缘由主要有：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失衡。应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四条对策：公共财政制度要从经济建设为主的＂建设型＂财政向关注民生、注重公平的服务型财政制度转变;厘清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职责,建立财权事权一致的投入分摊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优化财政资金投入结构。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与土地财政 ——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2020年以来,中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企业纾困、民生发展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地方土地财政现象带来的高地价、高房价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分税制改革尚未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协调,地方政府在努力扩大财源的过程中愈加重视带来可观收入的土地财政。利用2000—2016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分权水平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表明,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出让面积,说明随着支出责任增加,地方政府在竭力扩大财源;收入分权水平则会对平均地价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土地溢价。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下,地方官员会更加偏向以地引资。因此,在优化土地财政运行过程中,中央需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强化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同时,财政支出要更加积极有为,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为民营经济松绑。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四川省138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础上,采用四川省县级数据对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尽管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需求,地方政府更愿意将财政资源用于经济领域而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中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在县级层面变现更为突出。因此,政府应该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既考虑财政的均等性同时也要注重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通过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及建立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并改变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以保证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财政分权、双重激励与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异质性

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的供给偏好整体上偏离于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并且这种扭曲型偏好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从而内生出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为此,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应该变革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重塑公共服务型政府。     

基于多阶段博弈模型的土地财政形成机理研究

土地财政的形成既与我国的财政体制和税收结构有关,也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的目标构成密切相关。本文使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各个利益主体的收益函数与战略选择,揭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研究表明：当中央政府倾向于社会公平而选择集权时容易形成土地财政;当中央政府选择分权时使得地方政府获得较强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则不会形成土地财政;同时,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择。本文的建议是：（1）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2）加大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处罚力度;（3）改革传统干部GDP考核制度。     

评我国的分税制改革

本文对试行了两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分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积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指出现行分税制是由财政包干制转向分税制的过渡性体制,尚不是规范的、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最后提出完善分税制应当在转变政府职能并界定政府职能和职责范围的基础上,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转移支付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演变、特征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目前该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稳定、有效、均衡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构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新体制,一要增加教育投入总量,建立公平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二要明确政府责任,提升投入主体重心;三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四要完善教育财政法律法规。在分阶段回顾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演变特征,并就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提出政策建议。     

新常态视域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困境及其化解

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社会性服务资源,在城乡分配过程中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远逊于城市。由于农村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农村供给主体单一、片面依赖政府力量、农民文化间的层差性等问题,导致农村公共服务趋于失衡。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在建构过程中还面临着财政、体制和实践等方面困境。为适应新常态发展,政府应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1)积极构建多元供给机制,保证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2)落实"公平发展"原则,强化城乡均等化服务体系;(3)转变政府职能,注重农民切身利益诉求。     

财政分权的农村减贫机制及效应评价 ——基于联立方程结构模型

[提要]财政投入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减贫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运用中国201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结构模型,分析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对农村减贫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地方专项扶贫支出有利于农村减贫,但财政分权与扶贫资金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转型

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大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态。超越财政而从宪政视角审视分税制,应从四个方面实现改革的宪政转型,即价值目标从财权转向人权,逻辑定位从分财转到分权,制度建设从法制转到法治,改革程序由民主替代集中。要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完政转型,必须积极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入宪,确认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完善的财政法律制度和健全的财政监督体系。